笔记：第二十章 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第一节 共产主义–列宁：政党和国家

列宁的理论贡献在于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度的理论。而马克思本人对于这种过渡说的很谨慎。

列宁必须说明，为什么革命会发生在工业落后的俄国，而不是西方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国际现象。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生产原料的殖民地是国际资本主义的这一同一硬币的两面。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其最高阶段，也就是帝国主义阶段，革命会发生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最薄弱的环节，也就是俄国。

列宁用他两次革命合一的理论来解释世界。从国际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已经成熟。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在俄国会紧随着资产阶级革命（二月革命）而来的原因。含有两点预设：1. 俄国革命之后将会发生一场国际革命，它使得俄国的共产主义者可以从那些拥有更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国家的同志那里学习工业化；2. 俄国的共产主义者是推动俄国工业化的推动力量，是对经济决定论的否定，认为上层建筑也就是政治领导可以创造这个经济基础。

列宁最重要的贡献是发展一个强有力的党组织，这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理念相冲突。比如爱德华·伯恩斯坦主张组织一个议会的社会主义党，进行议会斗争，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她反对列宁的严格的党的纪律，卢森堡认为民主程序是必要的，铁的纪律是危险的，会威胁非中心化的民主制度的恢复。

斯大林在外部封锁和内部没有积累的前提下，利用国家力量，以巨大的牺牲，完成工业化。还回答了苏联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为什么国家机器没有消失的问题。

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对反对声音的压制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一些苏俄/苏联的基本历史事实的补充：

二月革命：

按照列宁的论述，二月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是，二月革命的爆发是非常偶然的，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组织和规划。革命爆发的长期因素是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体制不能适应已经发展的俄国社会，用一种古老僵化的沙皇独裁体制统治一个受西方社会影响日渐开化的俄国。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独裁统治，俄国没有一个正常的政治环境，沙皇对左右两派都进行了无情的打压，左派是希望革命的，右派是拥护沙皇专制独裁的，都被打压了，这个体制有多僵化，沙皇有多顽固，俄国左派就有多激进和革命，可以说是一个互为镜像的关系。

二月革命爆发的直接的原因是俄国参加一战，一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战争，各个参战国调动国内全部的力量应对战争，对各种体制要求极高，俄国这种落后的体制不能承受这么高强度的动员，导致俄国国内经济社会全面崩溃，国内工业农业体系全面崩溃，物价飞涨，粮食减产，国内工人和农民起义，士兵反战情绪高涨，士兵哗变，俄国军官逼迫尼古拉二世退位，尼古拉二世本打算传位给他的弟弟，但是他弟弟不接受，直接导致罗曼诺夫王朝覆灭。本来是应该由国家杜马（俄国的议会，相当于中国的政协，在1905年成立）掌权并组成内阁，但是被俄国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篡权，绕开国家杜马直接组成临时政府

二月革命之后临时政府延续沙俄政策，进行一战，不得人心

二月革命之后德国为了迅速结束一战，将在瑞士流亡的列宁护送回了俄国让其领导革命，从而逼迫俄国临时政府退出一战。列宁回到俄国之后组织布尔什维克党，对临时政府发动政变，政变很顺利，并没有发生攻占冬宫的事情，那是列宁为了革命叙事编出来的，苏俄建立之后每年到纪念日都进行演戏。十月革命政变发生的时候，临时政府对国家机器的掌握非常有限，听说军队哗变临时政府的主要官员就都逃跑了，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化装成一个女人坐着美国大使馆的车跑到了西方。

布尔什维克掌权后与德国签约，退出一战。

俄国国内内战，因为白军没有像布尔什维克一样广泛发动农民，而且三路大军没有协调配合，被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各个击破。

上文提到的列宁的理论含有两点预设，其中之一是 俄国革命之后将会发生一场国际革命，它使得俄国的共产主义者可以从那些拥有更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国家的同志那里学习工业化。

确实是这样，1929年西方国家大萧条，苏联利用两个五年计划快速完成工业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利用了西方的资本、人才和技术。上文提到斯大林怎么样在外部封锁，内部没有积累的环境下完成工业化，其实当时苏联并没有闭关锁国，相反是托洛斯基主张闭关锁国，斯大林是主张对外开放的。当时苏联已经得到西方各国的承认，当时西方国家大萧条，市场需求萎缩，投资疲软，同时大量失业，苏联趁机大举吸收外资，雇佣大量国外专家（因为在本国失业了），低价收购西方的技术和工业品，使得苏联快速完成工业化。

苏联为了完成一五计划农民做出巨大牺牲。一五计划主要是围绕农业集体化，和我国五十年代类似，因为太过激进遭到农民抵制，粮食大量减产，最后造成1932–33年的大饥荒，现在估计造成450–850万死亡，其中一半以上位于乌克兰。这又和我国类似了，农业集体化之后大饥荒1959–1962

按照官方档案，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为3755万人

1959年全国17个省区 饿死 522万人，其中城市95,800人

1960年全国28个省区 饿死1155万人，其中城市2,720,000人

1961年全国所有省区 饿死1327万人，其中城市2,117,000人

1962年全国所有省区 饿死 751万人，其中城市1,078,000人

合计3755万 其中城市6,010,800人

（城市秩序没有完全崩溃，非正常死亡较少，档案也比较齐全，可以统计到个十百位，农村的档案就粗糙很多，因为经常是一个村一个镇全部饿死）

但是这个档案是不全的，尤其1959和1960年，当时全国30个省区

还有因为饥荒导致的出生人口大幅减少，1949–1958年，年均出生2500万人，1959–1962年这四年间年均出生人口只有1500万，虽然1963年饥荒过去之后有报复性出生，但是非常有限，大概每年出生2700万人，但是死去的人是没办法生孩子的，到1966年文革开始后之后基本已经恢复正常，每年出生2500万人

综合来算的话，大饥荒造成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保守估计在5000万人以上

原因：压制言论自由，使得基层真实情况无法反应到决策层；过度集权使得政策效应反馈链条的变长变慢，直到该政策彻底失败领导人才会意识到政策已经失败了，但是恶果已经无法挽回了。

共产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冲突，马列理论中有某种东西对民主化有阻碍？或者纯社会学的机制，拥有权力的人不愿意放弃权力？

我偏向社会学的解释：在夺权过程中本身就不是一个非常具有合法性的过程（其合法性至少需要论证，通过暴力革命夺权显然不是一个的能够让所有人都接受的过程，夺权过程中的次生灾害导致夺得权力的人在放权之后会被清算，导致他们不愿意放弃权力，实现民主化）孙中山在列宁的这个理论上有所创新，给出了还政于民的三步构想，军政、训政和宪政，但是台湾解严也是到了1987年，现在还在强调转型正义。国共两党都是学的苏联，是列宁式的政党，历史债务太沉重。共产党，掌权时间越久作恶越多，作恶越多越不敢放权实现民主化。

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

无政府主义剥夺一切形式的权威，想从自由的个人和群体中自发的产生的社会和经济的需要的基础上来形成社会

理论家：麦克斯·斯蒂纳和米哈伊尔·巴枯宁

重组社会，组成公社，足够小，小国寡民，每个人都高度参与，类似于希腊城邦的民主。社会自治，没有政府强权，不受外部干预。反对精英政党，认为精英政党又创造了新的统治阶级。

工团主义：日常生活中的工人团结起来直接参与政治经济行动，比议会政党政治更加民粹？

第二节 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和议会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不是一个清晰的意识形态，而代表了一个政治化纲领，它优先考虑社会平等和保障，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把公共管理视为核心的政治手段。特点是政治实用主义。对其批评包括现实太复杂、太动荡，难以用理论构造来充分地加以把握。不能指望一种严格地意识形态能够解决通知问题、官僚主义和行政问题、教育等问题。

第三节 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和秩序

当时的人为什么支持法西斯？在当时的德国和意大利，民主政府软弱无力。人民需要秩序，希望又意志坚强的、强有力的统治者来结束混乱的局面。同样需要一个充满活力而可行的理想主义来扫荡那种愈演愈烈的不健康的颓废倾向。工人需要工作和更好的生活条件。可扩展海外领土的需求。

对许多人来说，一种强有力的民主主义，一个有效的有权威的政府，看来是走出绝境的最佳方法。法西斯既反对自由民主，也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法西斯提供了社会福利，还提供了某种民族自信心。

民族创伤最严重，德国在一战战败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非常苛刻，大量的裁军割地赔款，德国人普遍感觉受到屈辱。像现在中国，中国从六四之后以来一直进行的是爱国主义教育，国耻教育，悲情叙事，培养国民的民主主义情绪

民主传统薄弱，德国魏玛政府民主基础薄弱，制度漏洞较多。像现在的中国，根本没有民主制度。

Wikipedia: Fascisim

Fascism (/ˈfæʃɪzəm/) is a form of far-right, authoritarian ultranationalism characterized by dictatorial power, forcible suppression of opposition, as well as strong regimentation of society and of the economy which came to prominence in early 20th-century Europe. The first fascist movements emerged in Italy during World War I, before spreading to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Opposed to liberalism, Marxism, and anarchism, fascism is placed on the far right within the traditional left–right spectrum.

关键词：极端右翼，威权统治，极端民族主义，独裁权力，镇压反对派，强力控制经济和社会。反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极端右翼（个人层面），右翼在欧美传统政治光谱中式代表强调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自由的；左翼式强调社会集体，强调社会公平的。

法西斯的领导人应该不能用左右来划分，应该说是独裁者

一种社会动员的模式：

意识形态上：德国和意大利略有差别，德国强调种族主义，强调自己雅利安民族的优越性，意大利强调国家，国家利益至高无上，都是极端右翼，极端民族主义，个人崇拜

政治和军事上：专制独裁，政府无限制的权力，一党专政，压制反对声音和反对派，对外扩张侵略

经济上：在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糅合了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机制，通过政府大量发行债券、国企并购重组中小企业统一招工、组建军工企业、建立社会福利体系和国家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的方式，通过政府和政策扩大资金来源、扩大市场购买力和激发劳动人民积极性。但是因为还保留了市场经济的底色，政府也不能固定汇率和无限超发货币，导致巨大的财政负担。解决办法就是反腐败+扫黑，不，是抢犹太人的钱和发动战争对外侵略。因为这个模式的不可持续，所以战争是必然的。因为德国的意识形态是种族主义和反对犹太人，所以屠杀犹太人似乎也是必然。

社会上：国家机器极其强大，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打压公民社会，比如取缔反对党，压制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各种自由。

中国，比如2015年开始，打压公民社会，在社会层面法西斯化。比如《慈善法》和境外NGO管理办法，国家垄断慈善事业，取缔几乎所有NGO，大量抓捕民间维权律师(709)，社会活动家（女权五姐妹）和维权工人和学生（佳士工人运动），2014年开始在新疆建集中营，进行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上的压制和灭绝。

个人权利被压缩到极小，个人原子化，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竞争，优胜劣汰，民族与民族之间也是，对内激发民族自豪感，对外激发民族仇恨，为种族灭绝提供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秦制就是一种古代的法西斯，战国时期就是七国哪个国家法西斯化的越彻底，就能动员起来更多的人/财/物进行战争，最后就能统一全国。

《商君书》里都是讲的这种驭民之术，超级黑暗

印度经济学家、诺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研究也发现：饥荒源于人祸，是一种统治的手段，饥荒政治实际上认为的短缺经济，它故意将目标人群长期置于食物（或者住房、医疗、教育等必需品）严重供应不足的，或者价格远远超过消费水平的状态，以此来控制人们，迫使人们陷入基本的生活满足中苟延残喘，而无暇去组织参与影响她们的政治生活。

《商君书》是中国专制制度最黑暗的核心，古代帝王秘不示人的统治秘诀，《商君书》驭民五术：

1. 愚民：统一思想
2. 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
3. 疲民：为民寻事，疲于奔命，使民无暇顾及他事
4. 辱民：一是无自尊自信；二是唆使相互揭发检举，终日生活于恐惧之中
5. 贫民：除了生活必须，剥夺余银余财（通货膨胀和大量印钞，反腐败、扫黑除恶、合村并居，对应社会上的高、中、低各个阶层）

五者不灵，杀之

书上说的很谨慎，区分了法西斯的书面理论和主要领导人的主张和普通法西斯主义者的主张。法西斯的思想在理论上是非理性的，诉诸神话和行动。在失去控制的社会中人们对确定性的追求非常有吸引力。政治痉挛，人们失去了控制，以恐慌（非理性）作为反应。

我感觉书中的谨慎和现在中西方学术界在研究法西斯的时候的审查制度和话语权争夺有关。中共极力避免宣传纳粹党当年也是标榜使社会主义，就和中共现在一样。美国大学里的左派知识分子对中国有一种粉红色的美好的幻想，就像很多中国人对美国有一个美好的幻想一样，镜像关系。他们不管使出于真诚的信仰，还是为了今后的学术生涯发展（因为要研究中国，肯定要去中国实地考察，否则就是纸上谈兵了，但是如果批评中国太厉害会被封杀，不给发签证，所以他们谈论中国的时候都会自我审查），对中国问题和中国的法西斯化的问题都是特别小心谨慎。

还有美国大学里研究中国的为中国极权体制做辩护和寻找合法性认受性是为了增加学术界的多样性？

个人的一些观察，研究中国的人感觉都会最后变得很中国？尤其这些外国人，首先研究中国就能说明这个人对中国很有兴趣很有好感。比如哈佛的傅高义在他们系处事风格就很独裁不民主，研究多了就认同了。比如见过一个同学读完金观涛的书之后认为中国古代超稳结构很好，独裁专制优于民主法治（我：？？？，十万白眼）。合理性不等于合法性。分析结构是相对客观的工作，不等于在价值判断上的认同。

？？？第四节 现代国家的意义——弗朗西斯·福山

福山已经远离学术界，经常在大众传媒上哗众取宠，鄙视之

拒绝类似于《钢铁、枪炮与细菌》和《自私的基因》这种Once and for all的理论

他老师好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也是

从1992年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苏联解体，开始鼓吹欧美的民主

2011年《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国崛起了，开始鼓吹中国？政治秩序三要素：国家、法治和负责任政府，从比较中国和印度开始，中国有强大国家但没有法治和负责任政府

2014年，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欧美因为金融危机衰退了，开始吹民主衰退了。

没有什么学术品位，跟风聒噪，哗众取宠

追求宏大叙事，过分简化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细节，为了完成他理论的阐述削足适履

如果真要将政治秩序的起源，把西欧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讲一下就可以了，而且不一定是这三个要素，而且就算是这三个要素，每个要素之间也是有先后顺序的，这个顺序的重要性就类似于水和浓硫酸，应该是水放入浓硫酸还是浓硫酸放入水中，两者的反应完全不同的。国家应该放在最后边，对比英国荷兰和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先有社会和法治，最后才有国家，国家率先强大了会压抑社会和法治的有机生长。

？？？第五节 政治化的宗教作为传统和现代的奇异结合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运动的兴起

有一些社会的历史的和宗教文化上的基础

911之后和Trump恐穆综合征

中国政府在新疆修建集中营

社会上各种仇穆言论和叙事

同樣是帝國主義列強逼迫大清帝國簽訂的城下之盟《南京條約》割香港本島給英國，《北京條約》割香港九龍給英國、割讓烏蘇里江以東包括海參崴和庫頁島給俄國，為什麼英國可以把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俄國卻賴著不走了，中國也不再主張主權了呢？

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外交政策非常扭曲，嘴上強硬說不承認歷史上一切不平等條約，但是又不能/敢直接動武收復失地，然後還根據所謂的意識形態全面倒向蘇聯，當然說所謂的意識形態也是因為蘇聯這個境外敵對勢力從中共剛剛成立到1949年建立政權就進行了海量的投資，包括共產黨長征北上抗日也是為了「武裝包圍蘇聯」，到1949年了蘇聯對中共的風險投資終於可以看到回本的曙光了，中共肯定也要回報投資人嘛⋯⋯中蘇這麼漫長的國境線，雖然蘇聯肯定不會還回來了（不僅不還，還把外蒙古也給劃出去了，內蒙古和旅順大連差點也不保）但是為了國內的面子嘛，中國可以單方面宣稱中蘇國界線待定。

後來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交惡，中國外交陷入孤立，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又倒向美國，聯合美國反對蘇聯，與西方國家改善關係，這樣就為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改革開放」政策中的「開放」奠定了基礎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先後於1984年和1987年與英國和葡萄牙簽訂條約，收回港澳。

到1989年戈爾巴喬夫在六四前夕訪華，中蘇關係正常化，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遭受西方國家的封鎖和制裁，中國和西方國家的蜜月期結束，這時候中國又見風使舵倒向蘇聯

1991年5月21日江澤民總書記出訪莫斯科，簽訂了《中蘇國境東段協議》，中國放棄了海參崴海蘭泡等地的主權主張。

但是蘇聯到1991年年底就解體了。

中國想靠蘇聯也靠不住了，這時候只能舔著臉再向歐美靠攏了。

於是就有了1992年1月到2月鄧小平南巡

鄧南巡的背景也要提一下：六四之後，中國改革開放停滯，改革派的胡耀邦趙紫陽被趕下台，鄧小平也交出大權，保守派的陳雲、楊尚昆、李鵬和江澤民等全面勝利，從六四到蘇聯解體這兩年多的時間裡中國改革一直停滯不前，開放又沒人對中國開放。到蘇聯解體後，鄧小平坐不住了，如果再不改革美國收拾完蘇聯下一個目標就是中國了，這時候偷偷跑出北京，去南方幾個改革開放前沿城市視察講話，重提改革開放，並對江澤民隔空喊話「改革不能像小腳女人」「誰不改革誰下台」，並通過廣東的地方媒體在國內造勢，香港的媒體在國外造勢，最終逼迫中共在1992年10月的十四大做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和承諾，1992年的鄧南巡相當於是改革派對保守派的一次政變和奪權

後來中國又通過不斷的申請加入WTO，最終才融入了國際社會

中共建政以來的外交完全就是機會主義的見風使舵，既沒有普世價值信仰（歐美的民主自由人權，蘇聯的共產主義）也沒有戰略性的長遠的利益考量

日前，全國人大確定將在本屆大會上，審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下稱《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草案)》)。草案主要針對4種行為，包括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具體執行內容和過程尚未訂明，但會在週四（28號）經全國人大表決通過。

很多人把焦點放在草案第（四）點的執行問題：中央人民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根據需要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機構，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相關職責。雖然我們目前仍未知道該法的細節，但社會各界已對此提出了不少疑問。

另一個備受關注的層次是憲制問題：草案實際上是全國人大「決定」，成文的《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則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並由行政長官直接公布實施，而非由香港根據23條的規定自行立法。

這次的立法程序衝擊了港人過去對一國兩制的認知，很多人斷言「一國一制」已正式來臨。「人大決定」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機制? 《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立法過程，具體如何衝擊了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這可分為三個問題討論：

港人認為全國人大只會運用基本法規定的機制，制定對香港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定。然而，中央指基本法之上還有憲法：全國人大的決定權源於中國憲法和基本法，而不限於基本法。

港人認為特區可以全權決定如何行使中央授予的高度自治權，但中央指出特區在行使高度自治權時，中央有權監督。

港人認為一國兩制就是「五十年不變」。中央則認為各種制度與法律，都可能會落後於現實需要，故一國兩制如果要發展下去，我們就要判斷哪些部分會「變」，哪些「不變」。

釐清這些問題，有助我們一次過拿捏過去雙方在憲制和監督權上的分歧。

「人大釋法」與「人大決定」的分別

這次全國人大動用的並非「解釋」而是「決定」機制。

在過去二十多年的一國兩制實踐裏，根據基本法第158條的人大釋法機制，是解決香港主要憲制爭議的途徑，而在過去，基本法的解釋權實際上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全國人大常委會啟動釋法的程序、時間、法理根據等等，過去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角度，讓我們衡量兩制關係。雖然其釋法權有基本法作為法理依據，但以往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這個權力時，也很難避開爭議。

但這次全國人大動用的並非「解釋」而是「決定」機制。該決定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和第62條第二項、第十四項、第十六項的規定，並透過基本法附件三的機制，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實施。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晨解釋，《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將採取「人大決定 + 人大常委立法」的方式，分兩步推進:

第一步：由全國人大決定，同時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相關法律。

第二步：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的授權，結合香港具體情況，制定相關法律並決定將相關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公布實施。

「人大決定」是甚麼？本地立法如何重要？

基於一國兩制的原則，「五部曲」中的第三和第四部分，都是本地的立法程序。

基本法並沒有對「人大決定」做出明確規定，但如果用一些例子說明，相信大家對「人大決定」也會有一些印象——由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一年的大多數時間裡，都行使全國人大的部分職權，故過去幾次有關特區事務的決定，也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2017年12月27日關於西九高鐵總站實施「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的決定、以及2006年於深圳灣口岸實施的「一地兩檢」決定。自1997年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共通過六次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其中四次與香港政制發展有關：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04年4月6日對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政改程序須走「五部曲」: 包括「行政長官提交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經由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2010年的政改方案，是唯一一次成功走完「五部曲」，當時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特區政府對基本法附件一的修正案，該決定就是稱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正案》的決定」。

另一個港人必然熟悉的例子，就是2014年間，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即所謂的「831決定」。但特區政府根據「831決定」擬定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決議案》未有獲得立法會通過，以完成香港內部的法律程序。

從上述的政改程序可見，基於一國兩制的原則，「五部曲」中的第三和第四部分，都是本地的立法程序。本地立法程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香港與內地的法制不同，而香港的行政和立法機關比較熟悉香港的情況和法例要求，所以他們能夠判斷在第二部曲作出的「人大決定」，應以哪種方法在香港實施，最後交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

「人大決定」是全國人大履行其法定職責的一種具體形式，這種權力的憲制基礎來自中國憲法第62條。

在內地，「人大決定」是全國人大履行其法定職責的一種具體形式，這種權力的憲制基礎來自中國憲法第62條。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權則由第67條定明，但它能夠行使「決定」權的範圍與全國人大有不同，下文會詳述。根據前中聯辨法律部部長王振民的說法，「人大決定」是中國內地法律制度中的重要法律淵源（sources of law）。這種權力被運用至香港時，是指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單行的、關於法律問題的專門「決定」，來發展基本法的範例；但有關特區制度的重大法律問題（例如1990年4月4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基本法及其附件時，就作出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決定），則只能由全國人大作出。

過去「人大決定」對港產生法律束力的三種情況

這次的決定，讓中央人民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根據需要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機構，涉及特區的制度問題，而不只是為了解決法律爭議。

因基本法附件一已有明確的規定，故過去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政制發展作的決定，沒有引起太多法律上的爭議，但這只是第一種情況。2017年的「一地兩檢」合作安排屬於第二種情況: 當時「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的本地立法程序已經展開，但該安排有違反基本法第18條之虞，故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目的，是為了解決一地兩檢所引起的法律爭議。當時內地的法律學者解釋，由於該合作安排的目的，並不是要把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不屬於基本法第18條所指的情況，故該決定不須被列入附件三。

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在香港的議會及司法界卻引起了不少迴響：這些意見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權力是基於基本法條文，範圍相對上較窄；但其「決定」的範疇可以很廣泛，甚至超越基本法範圍。這一方的觀點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不能在基本法的框架之外，制定對香港有法律約束力的決定。

2018年，梁國雄等曾透過司法覆核挑戰人大決定在香港的法律效力，但高等法院裁定他們敗訴。法院接納了政府一方引用的證供，指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中國憲法第67條行使此權力、該決定對內地法院及香港法院均具約束力。這一次的判決，確認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在香港的憲制地位與法律效力。

至於今次的《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則屬於第三種情況，即全國人大決定並授權其常委立法，再加入附件三直接在香港實施，完全不觸及本地的立法程序。最值得留意的一點，是這次的決定是在全國人大的會期之內作出，該權力由全國人大而非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全國人大引用了多條憲法條文作為法理基礎，包括第31條，第62條第二項 (監督憲法的實施)、第十四項 (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第十六項 (應當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行使的其他職權)。而第十四和第十六項權力，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沒有的權力。全國人大常委會也要得到全國人大的授權，才能制定《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故這次由全國人大作出的決定，規格明顯比起過去六次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為高，因為這次的決定，讓中央人民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根據需要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機構，涉及特區的制度問題，而不只是為了解決法律爭議。

京港對一國兩制的三個認知差距

北京和港人對於一國兩制的認知差距，在近年更加明顯; 人大決定權、監督權和全面管治權等，都是在這幾年才有較多的論述，而港人也顯然難以適從:

（一）「一切以基本法辦事」vs. 「基本法之上還有憲法」
問題的核心，在於中央官方認為全國人大的決定權來自中國憲法和基本法，而不限於基本法。

過去，「一切以基本法辦事」的觀念深入植根於港人心中: 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權通過基本法的機制，行使釋法權; 基本法的修改權則屬於全國人大，但它們不能在基本法的框架之外，制定對香港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定。然而基本法沒有明確規定「人大決定」如何在香港產生法律效力。

相反，近年內地在談論一國兩制時，則愈來愈多引述憲法的相關條文作為中央對港行使權力的法理依據，一地兩檢和《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草案)》也不例外。問題的核心，在於中央官方認為全國人大的決定權來自中國憲法和基本法，而不限於基本法。

這次全國人大同時引用憲法62條中的幾項職權，所指向的是: 全國人大有權監督憲法的實施，有關權力涵蓋中國憲法第31條、按照「一國兩制」原則成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中國憲法下，全國人大有權決定特定事宜是否合乎一國兩制原則及基本法。那麼全國人大對港行使的決定權有沒有任何限制? 王振民曾經解釋: 全國人大作為國家最高的權力機關，其決定對香港具約束力，但這決定必須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港的方針政策。
（二）授權之上，還有監督權
中央認為它雖然授權特區行使某些權力，但不等同中央完全放棄該權力的行使。

港人一直認為，特區可以全權決定如何行使中央授予的高度自治權，包括根據基本法23條，自行就七種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立法的權利。但從全國人大《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草案)》的事例可見，中央認為它雖然授權特區行使某些權力，但不等同中央完全放棄該權力的行使，尤其香港的國家安全漏洞，對全國也有影響。上月兩辦所強調的「有授權，就有監督」，其實也是源於同一個問題。

（三）「五十年不變」vs. 「變與不變」
如果不能在基本法中找到明確依據，北京想怎麼辦？訴諸憲法？

港人一直相信基本法已經巨細無遺地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政策，因為中英聯合聲明中的「十二點」方針政策，已被寫進基本法中，而且根據基本法第159條，這些方針政策不能被修改。但基本法早於八十年代草擬，難免會脫節。為追上一國兩制的實際情況和需要，基本法提供了兩個調整機制：釋法和修改機制。

雖然內地官員和學者認為基本法的修改，是一個在法律上可以討論的問題，但北京和香港之間、香港內部暫時也很難就修改基本法達成共識，故北京一直傾向以釋法，以及今次動用的「人大決定」作為調整機制。

近來一些內地官員和學者有一種說法：如果某些決策對一國兩制整體有利、亦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港的既有方針政策，但我們卻不能在基本法中找到明確依據，應該如何取捨？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在早前基本法22條的爭議期間，就曾經提出了一個答案： 「如果窮盡搜索基本法但不能獲得明確法律依據，但相關決策又符合『一國兩制』初衷與規範原理時，賦予相關決策以合法性的就不僅僅是基本法，而只能訴諸更為根本的中國憲法了。」

這是否也是北京的想法? 今次的「人大決定」，又是否基於以上原因和需要?

《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帶來的制度難題和挑戰

當中涉及的憲制和政治問題，遠大於這個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本身。雙方在上述三種憲制問題上的認知距離，絕不是全國人大「一言九鼎」、或督促港人了解憲法就能解決。

《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之所以是一國兩制實踐以來最大的變局，是因為當中涉及的憲制和政治問題，遠大於這個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本身。雙方在上述三種憲制問題上的認知距離，絕不是全國人大「一言九鼎」、或督促港人了解憲法就能解決。

很多具體的事項，我們要待有關法律條文草擬完畢時才可以釐清，但在這裡，我們可以先提出幾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第一是制度問題：

如上文所及，中央人民政府在港設立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機構，實際上是改變了特區的制度。即使如王振民所言，全國人大的決定不能違反中國對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即中英聯合聲明中的「十二點」，但具體來說是全國人大可以改變特區的哪些制度和政策、哪些不可以，很難清楚界定。

過去幾天，很多人比較香港和澳門的情況，然而兩者最大的分別除了法制外，澳門國家安全事務的相關法律，是由本地立法程序制定。進行決策並負責執行統籌工作的機關，「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是由澳門自行設立，其委員 (例如保安司、警察總局局長等) ，是澳門政府內部的人員，而不是中央機關的人員。故澳門的國安法，並沒有改變澳門的制度，情況與香港並不一樣。

第二是法律問題:

1、如何避免這部法律的內容，與大量基本法條文有衝突 （如22條、23條、第三章有關權利與義務的條文），而削弱了基本法整體的權威性。例如，中央人民政府在港設國安機構，牽涉的爭議不會比起早前「中聯辦是否受22條所約束」的爭議少，亦由於基本法只規定了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駐港解放軍如何在香港運作，將來這些未有在基本法中規定的機構，其駐港人員是否受到基本法和香港法律約束?

2、其次，全國人大未有把適用於全國的國家安全法直接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是因為了解兩地的法制差異。內地的法律專家如何草擬一條能夠在香港實施的國安法？過程中會否邀請香港的普通法專家參與？《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草案)》提及的罪行，涉及四大範疇：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及外國勢力干預。立法方式可能有兩個方向：以上四個範疇部分與2003年特區政府建議的23條草案和香港現有法律重疊，可以此為藍本；但內地法律專家如何就一些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新增、而本地法律未有涵蓋的罪行立法，會否以內地的國家安全法為藍本，把香港納入國家安全法的體系之中?

在經濟低迷和抗爭恆常化的今天，如何能避免因國安立法而再起的抗爭，比起去年反修例更加激烈？雖然過去一年已有不少人因為反修例事件被捕，但昨日（24號）仍有不少市民走到街頭；就算不是激進示威者，一般市民在反修例後對一國兩制的不信任仍未修復。

在國家安全的定義、相關國安部門的權限和執法方式尚未釐清的狀況下，這種不確定性，不只會打擊目前社會運動的基礎，也會嚴重影響整個社會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縱使北京近日再次強調推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決心，但「行穩致遠」不能不取決於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雖說港人也有責任理解北京在一國兩制的方針和底線，但在國家安全的定義、相關國安部門的權限和執法方式尚未釐清的狀況下，這種不確定性，不只會打擊目前社會運動的基礎，也會嚴重影響整個社會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由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需時，特區政府亦暫時未有詳細回應，故這個不確定的狀況，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北京以法律和加強執法的方法，嘗試發展他們心目中的一國兩制，但到底是否沿著此路徑，就能達到行穩致遠的目的?

（林緻茵，香港政策研究所「香港願景計劃」高級研究員）

原文：《林緻茵：港版國安法，一國兩制實施以來的最大變局》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225-opinion-national-security-law-in-hk-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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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震到瘟疫，灾难里的真实中国

2008年

共5196名学生，截止至2010年

艾未未的个人主页

艾未未《由公民调查而得的地震遇难学生名单》——希望我们能有的纪念灾难的样子

汶川地震 震中 一张照片 一个国旗 北川中学

张洁平 作为记者 三天之后进入的北川，北川两万多人死亡，第一次见证死亡，遍地都是各种死伤悲剧冲击。人祸更多。

学生死难很多，学校是最早倒塌的房子，学生死伤惨重，8000多人，艾未未团队调查的有5000多人。原因：周永康在1999年到2002年主政四川的时候快速上马了一批校舍，质量有问题。2008年周永康仍然在常委上，豆腐渣工程的问题，南方都市报有一些报道，马上被封杀，敏感词。过了十年之后发现压制的很好，没有愤怒发出来。香港媒体尝试采访当年遇难学生的家长。

四川建川博物馆，《胡慧姗博物馆》。胡慧姗，她妈妈非常细致的保管了她女儿的每一件物品。个人博物馆，那时候的还有这个空间。12岁女孩的一生。被关掉了很快。

冤屈难以让人释怀。不公道，不公义。讨说法，被打压。国家要他们又生第二胎，他们住在板房里，空气污染，高龄，心情不好，很多二胎先天残疾，很普遍，新生儿畸形。

也有民间大爱，志愿者留在那里十年，好的也有，总能找到。但是坏的特别坏，结构性的坏。

中国政府应对灾难的剧本很成熟。

温家宝 多难兴邦 的照片（张洁平：很经典的一张照片，温家宝总是一副我来晚了的悲天悯人的脸。多难怎么能兴邦呢，多难穿帮才对呀。）

开始各种重建，情绪move on

不愿意跟着这个情绪走的人，就会被慢慢被干掉，谭作人和艾未未。

谭作人一个人一个助手，两个人的公民调查，资源很少，也没有调查出什么。坐了五年牢，已经出来。

艾未未召集了很大的一个志愿者团队。谭作人受审的时候也去成都声援谭作人，被不明公安暴打和查税。

调查遇难学生人数，领导不给遇难学生名单，各种笔录贴在网上，每个步骤都透明，文字转录，博客和推特发表，好几个月，好几百篇文章，行为艺术，蔚为大观，公民社会，现在不敢想象。

武汉肺炎

人祸部分，李文亮和艾芬，打压吹哨人

很多媒体在接力抢时间，每个链条在找信息，找关键人的信息。到现在也没有问责，武汉中心医院的院长和党委书记都没有被问责。

这一次习近平作秀都做晚了，做到的程度都不到位，远程进行的。

清明节全国哀悼，马上武汉解封，官方的惯性往前走。

但是病毒和地震不一样，地震就三分钟就过去了，病毒可能还没有走，次生灾害还没完，第二回合和第三回合之后怎么办，回合之间的周期怎么演，复工之后怎么办？非常考验国家的治理能力。

陈秋实和李泽华，公民记者。官方要你感动，但是有人来问责，官方就要你消失。

灾难作为一种国家叙事

灾难是一种被建构和被诠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深深烙印着国家权力。

1. 外生，并非内因。天灾，不是人祸，天灾被反复强调
2. 偶然，并非必然。不是国家制度结构的问题，就是偶然的，单次的。
3. 控制秩序，而非重建机制。
4. 调动情绪，而非理性问责。情绪本身就很丰沛。国家调动的就是团结，对集权的需要。情绪非建设性。
5. 巩固权力，而非制度反思

仪式对情绪的唤起和规训

对惨状的悲恸，对死难者的缅怀。

对专业工作者的英雄化，对奋不顾身的英雄气质的歌颂。对灾难的他者化客体化。

感动模式 vs 问责模式

官方的权力美学：后方悲情，前方凯歌

1. 抒情传统：革命政党，激进口罩宣传进行群众情感动员
2. 以央视、《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抒情和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的抒情潮流，形成紧密的“家-党-国”的稳定结构，互相阐释，俱成一体
3. 灾难之中，集体哀悼、再创辉煌

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纵做鬼，也幸福“。

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普通人的道德美学

朴素的善：”好惨啊“ 。生物性的善，很容易被操纵，容易成为权力的垫脚石

理性的善：”为什么“”如何不再发生“？超越生物的善，察觉到看不见的手。

如何自处？事不关己的话，就会变成猎奇。我们不是幸存者。时代的这粒灰没有落到自己头上。

每个人都问一下为什么，不要让这个问题这么快这么沉寂下来。

中国特色的人定胜天的意志美学，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人的意志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革命政党的权力美学。

还原的时间轴 关键的2020年1月

财经周刊的最完整，特别详细的时间表

这次中央反应之慢，匪夷所思

1月1日到1月20日 人民日报 对于武汉肺炎只字未提

1月21日 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 习近平 视察解放军？这个时候终南山已经出来说了人传人了，全国已经陷入恐慌了。

1月22、23、24、25日 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 都与武汉肺炎没有任何关系。政变了？怎么回事？

1月26日 人民日报 终于头版头条 终于

1月31日到2月18日 《总书记来过我们家》 都是头版头条 人民日报，没有提武汉肺炎

体制内大型甩锅现场，这个本身就很反常

武汉城内很惨的，武汉医疗系统的崩溃，基层治理的失效，各级地方官员各种甩锅。

通常的情况下集权的制度优势又没有展示出来。

这次中央反应之慢和大型甩锅现场被普通人看到这些都是很反常的，可以看到制度已经在动摇，但是到底是往哪个方向摇，能摇到什么程度什么结果，都不好判断。

基层毛细血管的体系。

江胡时代，政治分赃的模式，闷声发大财，别折腾，党国体系内的大家族瓜分了利益，腐败，但是能干。

习近平上台之后开始反腐，但是官员懒政怠政，权力上收，地方上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利益。

怎么办：道理很简单，诚实

讲座中途有一次炸群，所有人被迫退出又自动的重新进入，影响不大，原因未知。

 

Q&A

六四後，中美關係、地緣政治與進退失據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我們首先必須把鏡頭焦距拉長，從六十年代末美國冷戰外交路線的轉變說起。

第一节 古希腊城邦–共同体中的人

 

古代印度、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文明，哲学发展要更加系统一些，哲学思想被书写下来，保存的时间会长一些，方便后人分析和批评。

哲学史要做一些选择。这本书是最经典最欧洲中心主义的选择方法，选取的是欧洲最中心地区上层阶级白人男性的哲学思想。（希尔贝克版《西方哲学史》）

希腊社会的核心特点：希腊城邦和我们现在的国家形式不同，她是一个小型社会，人口、面积都很小。雅典人口30万左右，拥有自由身份的雅典男人有4万人左右。经济活动主要是农业、手工业和贸易。雅典实行直接民主制，所有雅典自由民都可以参与。政治领域中平等的人们之间的和谐、法治与自由。自由的含义是在一个共同的法律下团结生活。缺乏自由是指生活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状况中，或者说受暴君统治。

和谐与秩序，自然与社会，是希腊哲学的根本性观念。

 

1.泰勒斯

缺乏第一手资料，根据其他人关于泰勒斯的记载，设法重构“泰勒斯的哲学”。

一些学习哲学的小技巧：哲学的答案常常显得或者说是不重要的，或者说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要理解一个答案，我们必须指导它针对的是什么问题，论据或者理由。

问题：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是否有变化，变化中不变的是什么。

论据：很多东西在水中产生，之后又变化为水

答案：万物是水

 

哲学与创作型写作、实验科学、形式科学和神学的区别

 

合理的诠释：基本正确的观察，但是并不能得出这个答案。水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世界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哲学为科学铺平了道路：研究者可以设定水将如何活动的假说，然后看看这些假说是否成立，从事后看，我们可以说实验科学研究是有基础的。这意味着，每样事物，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可以为人类思想所理解的。具有革命性的正是这一观点。万物就像水一样也是可理解的。用否定的语言来说就是，没有任何东西是神秘的、不可理解的。

从神话进步到逻辑思维，从mythos进不到logos，不可逆转

 

2.阿纳克西曼德和阿纳克西米尼

二人都是从泰勒斯的前提出发，并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阿纳克西曼德并不认为水是不变的元素，并给出了很好的逻辑反驳。他提出了始基aperion，不定者，它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是没有边界的。但是”损失“了一些东西。因为apeiron并不像水那样是可以观察的。阿纳克西曼德从字面上理解泰勒斯的普遍的、理论性的主张，恰恰是通过表明有可能与泰勒斯进行辩论而认定他是”第一位哲学家“。

阿纳克西米尼，关注的是泰勒斯的另一个弱点：水是如何变化的。

 

泰勒斯、阿纳克西曼德和阿纳克西米尼<–自然哲学家 第一代哲学家

 

3.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和芝诺

赫拉克利特：一个愤世嫉俗的隐居哲学家，他常常使用晦涩但是意味深长的隐喻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不重视科学，也不使用合乎逻辑、明确定义的概念。他运用直觉和想象，他的言论就像一个传神谕者的声音。从他开始，哲学家不再仅仅关注现象，他们也对其他哲学家就哲学话题所说的话表明自己的立场。一个哲学传统建立起来了，它包含着种种内部的争论和评论。

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第二代哲学家，就第一代哲学家的基本预设开启了争论

第一代哲学家假定发生着变化，这是前提和预设。

第二代哲学家似乎提出了质问：变化存在着吗？对第一代的预设当作其反思的对象。

赫拉克利特：万物都处在不断的变化或者流动之中；

巴门尼德：没有任何东西是在变化的。

 

赫拉克利特的诠释：1，万物处于流动状态之中；2.变化是根据一种不变的规律（logos）法生的；3.这种规律包含了对立的相互作用；4.但是这种对立面相互作用的方式，作为一个整体创作了和谐。

诠释：万物都根据不同力量之间对立的规律而处于一个不变的流动状态之中。

赫拉克利特并不是否认事物可以持续相当长时间。但是所有有生有灭的对象背后并支持着这些对象的基本原则是不同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基础的实体并不是始基，而是logos，logos是多样性中隐蔽的统一性。

诗一样的语言去隐喻，火，战争，世界循环

 

巴门尼德：变化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论证：

A  1）凡所是【存在】，是【存在】着。

          凡所不是【存在】，不是【存在】。

    2）凡所是【存在】的，可以被思想。

          凡所不是【存在】，无法被思想。

B 预设了一种非是【非存在】的状态，也就是无法被思想的东西。

因此变化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两难：理性上变化爱逻辑上不可能，到那时感觉则告诉我们变化是存在的。

怎么办呢？巴门尼德选择相信理性，理性是正确的，感觉在欺骗我们。

巴门尼德是第一个理性主义者。理性和感觉的二元论，不可调和的分野。实际上是一种一元论。

 

芝诺：芝诺悖论。证明巴门尼德是正确的，如果变化是可能的话，会导致芝诺悖论

 

4.居间的立场：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戈拉

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主张万物处于流动状态之中，又主张变化是不可能的。居间的主张就是调和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主张。

 

恩培多克勒考虑四元素：火、气、水和土，两种力量：爱和恨

他与米利都学派的区别在于：1.存在四种不可变化的原始元素（而非一种）；2.除了原始的实体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力量（变化和力量不是内在与原始实体的）。

书中的一个比喻：厨房中有四种不同的原料，原料之间互相混合做出蛋糕。蛋糕后来又消解为各种成分。

因此代表变化的产生又小王的是蛋糕，代表不变化的东西则又是四种元素的数量和属性。

阿那克萨戈拉

元素有无数种，力量只有一种“心灵”

 

5.德谟克里特与原子论

始基：不可分割的微小粒子

原子的属性仅仅是量上的不同。原子很小，无法观测，只能用理智理解。所有原子都是一种治疗，但是形状大小彼此不同。

运动是机械决定论。原子形状不同，有各种小狗子，可以结合在一起。

简洁优美的同时也有它的代价，很多现象是难以被模型说明的，比如气味和颜色。所以又提出了居间的原子与我们的感官原子相遇

一个悖论是我们的感觉只是居间原子，但是我们怎么能知道居间原子和事物实际上的区别呢？或者说这个理论本身是产生于理性的，而不是i通过我么的感官的。

 

6.毕达哥拉斯学派

实体、自然的根本元素和变化的老问题了

基本的观念不是物质元素，而是结构和形式，或者数学关系。事物会毁坏，但数学概念不会毁坏。数学是确定的知识，因为它的主题是不变的。数学定理是逻辑上被证明的。

双重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1.他们提出以数学证明的形式出现的理性论据；2.他们相信实在是再”基于“所有感性现象之上的数学形式发现的，因为我们是通过理性而不是感官而获得关于实在的知识的。

他们把数学理解为某种通过理性而指向理性之外、通往某种神秘主义之物的东西。理性主义的神秘主义者。

支持社会等级划分：专家治国。

 

第二节 古代印度思想和古代中国思想之一瞥

 

印度哲学的背景 

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是否存在哲学？这个提问就已经非常欧洲中心主义了。比如说印度思想史上有没有从mythos到logos的转变？这种提问本身就非常欧洲中心论了。讨论印度思想应该根据印度思想本身，而不应该根据希腊哲学所确定的标准。

《奥义书》智者与学生的对话。中心议题是转世学说。

婆罗门（Brahman）这个词如何翻译？与自我（atman）的关系？婆罗门是“绝对的、无所不包或者神圣的”的含义，这样说的话就是与atman相同的，也可以理解为“自我是与绝对或者神圣的东西相同的”。与西方的神秘主义相类似。

“业”（Karma）的概念，“业”是指“行动”，印度哲学中的关键概念，西方哲学中无此概念。道德因果性与转世无关。

道德因果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但是印度哲学将此生的行动（业，Karma）的因阐释为来生的果。或者说：人们都“该当”其目前的种姓，那是因为种姓的地位都是其前生行动的结果。这样就把种姓制度合法化了。

 

佛教哲学：；略

孔子：略

道家哲学：略

 

编者按：此文系《人物》杂志公众号文章，因为原文在当日11:40左右被删除，故未经授权转发。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

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

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幸运」

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

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

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

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

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

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

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

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

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

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

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

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

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

第三章 柏拉图–理念论和理想国

柏拉图著作的三个阶段：

1. 早期，”苏格拉底“对话
2. 成熟期的对话，包括《理想国》
3. 后期的对话，包括《法律篇》

 

第一节 知识和存在

1. 理念和知识

苏格拉底的”概念分析“和”普遍概念“这个概念的缺陷。它是什么？客观存在吗？是否独立存在？内在外在？

苏格拉底不知道如何从哲学上说明他的普遍的伦理-政治规范的存在；柏拉图以他的善的理念论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理念论可以被看做是对客观伦理学的基本捍卫。柏拉图进一步发展了苏格拉底对智者派相对主义的批评。

柏拉图对自己理念论的批判。更接近新柏拉图主义。

《巴门尼德篇》理念的界限，年轻的苏格拉底并不清晰

柏拉图，对概念进行辩证检视，最重要的部分：思想的辨证过程

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者，辨证理性的观点，

龟式洞察法：”从下面“，从事物和感知世界，通过抽象”朝上“看见光线和原初之源。

鹰式洞察法：从原初之源通过理念世界”朝下“看见感知世界 

 

2. 理念和善

我们先有一个关于善行的理念，根据这个理念我们能把这个行为理解为善的。

什么是概念。抽象的概括的一般的，柏拉图把这样理解的概念称为”理念“

根据这个理论，世界分为“理念”和“可感事物”两部分。本体论的划分，接近巴门尼德和必达哥斯拉学派。它有助于说明普遍的伦理-政治规范是如何可能的：善–伦理-政治规范–存在与理念形式中。

理念论，理念是不变之物，可感事物是可变之物

 

3. 爱和教育

理念世界更有價值.

理念的渴望，爱，对真善美的不断渴望

理念世界和可感世界之间不存在固定的和可不逾越的障碍，二者是存在张力的，我们生活在这种张力中，二者不断交替辩证的认知过程，也是提高我们对山的理念和对善的生活的洞见。

哲学 普遍 具体

洞见 生活 社会

 

4. 对理念论的一些批评 

罪恶是否存在”理念“？

”理念“是不变的，可感事物是可变的，两者如何联系起来？

 

5. 理念和整体

理念世界和感知世界并没有绝对区分

理念之间相互联系构成统一体

不能孤立的理解正义的理念。正义的理念指向自身之外；指向智慧、勇敢和节制的美德，这三者的和谐构成正义；另一方面指向善的理念。

因为理念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无法获得单一理念的真知。真知是关于”一切“的知识，但是对整体的洞见，人类是无法获得的。

三个比喻：”太阳之喻“、”线段之喻”和“洞穴囚徒之喻”

太阳之喻：太阳是理念，太阳使我们看到世间万物。善的理念是我们理解的前提，也是其他理念存在的前提，就像太阳一样。

线段之喻：认识能力的不同层次

洞穴囚徒之喻：囚徒背对洞口，身后有火，火与囚徒之间有各种物体移动，移动的物体是实在的，但是囚徒看到的只是投影。囚徒只有转过身走出洞看见太阳才会恍然大悟如梦初醒，但是告诉仍然在洞中的囚徒，他们都不相信。  

 

6. 理念论和人的角色

人在理念世界和感知世界的地位

灵魂 出生 死亡 生活

学习 理念的再认识  

认识论 再认识的过程非常不容易

 

第二节 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善

1. 教育和社会分层

反民主，专家治国，普遍教育，男女平等受教育，三种美德和谐相处就产生了正义的美德，社会就会变得正义

年龄               学习内容                  职业                                       美德

10–20岁    体操、音乐和宗教     生产者劳动者                          节制

20–30岁    其他科目尤其是数学 管理者和士兵                           勇敢

30–35岁     哲学 

35–50岁    实际管理事务            统治者哲学家                            智慧

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以效率和能力作为划分基础。效率作为劳动分工的依据，专业化对每个人都有利。

脑力劳动优于管理，管理高于生产，按照人能力的高低划分，个人能力有质上的差别。

社会差别既以道德为依据，也以能力为依据。

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层预设了最重要的政治美德：正义。

 

2. 权力和能力

一个权力与能力相一致的理想社会。“千钧系于一线”金字塔，这条线是统治者和善的理念之间的无形纽带。废除拥有政治权利的两个阶级的私有财产和家庭生活，保证他们不会徇私。

 

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维持城邦的条件：胜任的统治者、共同体的忠诚，自足（人口和领土面积的限制）和防御力量。

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

柏拉图是威权主义吗？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或者社会主义？都不是，要放在当时的环境下理解他的主张，也要全面的理解他的主张。

“理想国“是实现不了的，”次优国家“是每个人拥有私人财产和家庭生活，社会受法律的治理，是君主制和民主制的结合。

 

3. 男子和妇女

柏拉图对生物差别和社会差别的看法，对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看法

柏拉图认为生理差别不是劳动分工的依据，与胜任什么工作无关。

主张平等的受教育权、职业的平等权利、社会交往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平等权利、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但是和现代的意义上的个人权利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柏拉图认为人类首先是精神存在物，是理智和政治的存在物，生物的东西并不占中心地位。

也有人说柏拉图的主张是因为害怕妇女和她们拥有的私人领域（如生儿育女照看后代），因为这一领域超出了理性和控制。这也是为什么柏拉图要取消私人生活，没收个人财产，取消一夫一妻制度，也没有父母和子女的亲情关系。一切都是公有的和公共的。柏拉图害怕妇女成为一股不可控制的力量。

 

 

第三节 艺术的伦理责任

严格的艺术审查制度，驱逐不符合或者无法符合这个制度的艺术家。

柏拉图没有在科学、道德和艺术之间做明确区分。

伦理学和美学不分意味着一是艺术家对社会的重要性和责任，二是柏拉图不承认艺术的道德中立。

根据柏拉图的哲学，理念是真实存在的，可感事物是理念的摹本，艺术是可感事物的摹本，所以艺术的地位是第三级的是很低的。

艺术家应该努力复制理念，但是尽管艺术家可以从理念直接获得灵感，但是因为没有哲学家的指导，很容易损坏或者篡改理念，所以哲学家必须去监督艺术家。

 

早上起来看到知名医学公众号“医学界”发布了一篇“致歉声明”，如下图：

当然作为一个新媒体大V，知错能改这个态度还是很端正的。这个理由也是很充分的哦：1. 发布相关信息未向企业核实求证；2. 引用对该产品疗效的看法，只是个别医生的观点。

我就不讲这背后有什么违法乱纪了，就直说字面上的。发布相关信息需要向企业核实吗？需要向被举报的相关部门核实，这还叫媒体监督吗？去年年底丁香医生怼权健的时候，丁香医生向权健核实了吗？核实之后还能发出来吗？该产品的疗效，只是个别医生的观点，可能会偏听则暗，但是这些医生的观点都是发在国内权威的医学期刊上，代表了国内医药学术界的整体的观点。药厂如果不服，也可以发论文来论证你的药安全有效。

不过像速效救心丸其实还算不错的，至少上市之前做了临床试验，尽管临床试验非常粗糙，原文如下：

笔者翻阅这些历史档案发现，在1982年试产试销之前，速效救心丸在临床上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验证——仅做了310例“粗糙”的临床观察，4项小规模的药理实验和1项急性毒理实验。

“从77年开始进行研究，78年正式投入临床，经天津医院、工人医院、红桥区第三防治院、254医院临床观察310例，其中有效率97.20%，显效率38.71%，有效率51.83%。”据《速效救心丸的临床研究报告》记载，天津医院当时临床上对疗效的短期观察，是通过心绞痛病人急性发作或憋气严重时，舌下含服速效救心丸，观察是否可以止痛及缓解憋气，记载结果仅为简单的“有效率94%，无变化者占6%。”

天津市医药管理局1989年组织的“专家论证会”曾对这些临床观察的科学性提出质疑，专家认为，“速效救心丸的临床观察只是一般的临床验证，没有对药物提出过实质性的改变内容，不具备临床研究的性质”“天津医院所做的220例临床观察不仅资料简单，内容粗糙，而且无指标数据，也无典型病例。”

这样的药物被批准上市，是因为改开之初我国落后的药物监管制度所致，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放到现在，我国药物管理制度已经与国际接轨之时仍然是这种粗陋模样，那只能说，制度之恶，草菅人命。

当然作为中药的优秀代表，同时也是国家保密配方的”速效救心丸“，肯定还是有一大堆拥趸的，这些拥趸的逻辑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的类比，如果不好理解的话可以看下图：

可不要说这个人不是”真中医“而是”假中医“哦，人家可是中国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可以算是学院派的最高​级别的了。还有麻烦中医粉们辩论之前你们自己内部先商量清楚真假中医的标准和界限​。

当然说到这个National Confidential Prescription为什么不申请专利，哈哈哈，​这个当然是无可奉告啦。但是如果说是National Confidentiality，那也不是的，因为它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比如这款来自彩云之南的神奇药物

​

同时我也想不到，这款止血止痛的神奇药物，应该这么用？出血了，擦一点药粉？No No No

当然这也不能否定我国传统医药的巨大作用，只是我们平时用药一直存在一些误解和偏见，消除偏见，消除病痛，这是中西医的共同的愿望。当然也不是说现代医学或者说西医就是完美的正确的，也有医生或医学生是那种学业不精的，比如下边这例（原博作者“罗百竹”不是医疗界人士，下边留言的“姜维要开心”是医学生或者医生，文中所提到的PubMed和UpToDate都是国际知名的医疗数据库）：

我相信这位”姜维要开心“同学估计是只知道pubmed，而且只是知道SCI这个单词，也没看过这几篇文章。这种半瓶水的医学生并不能代表我国医疗界的普遍现象和真实水平，请大家对中国医疗界有信心，一切都会变好的。

最后，理想阿宝记护体，众妖孽散去

 

July. 06, 2019 @Beijing

二月。墨水足夠用來痛哭，大放悲聲抒寫二月，一直到轟響的泥濘，燃起黑色的春天。

——帕斯捷爾納克

豕鼠交替之際，九衢首疫，舉國大疫，一時間神州肅殺，人心惶惶。公權進退失據，致使小民遭殃，疫癘散布全球，中國漸成世界孤島。此前三十多年“改革開放”辛苦積攢的開放性狀態，至此幾乎毀於一旦，一巴掌把中國尤其是它的國家治理打回前現代狀態。而斷路封門，夾雜著不斷發生的野蠻人道災難，跡近中世紀。原因則在於當軸上下，起則鉗口而瞞騙，繼則諉責卻邀功，眼睜睜錯過防治窗口。壟斷一切、定於一尊的“組織性失序”和只對上負責的“制度性無能”，特別是孜孜於“保江山”的一己之私而置億萬國民於水火的政體“道德性敗壞”，致使人禍大於天災，在將政體的德性窳敗暴露無遺之際，抖露了前所未有的體制性虛弱。至此，人禍之災，於當今中國倫理、政治、社會與經濟，甚於一場全面戰爭。再說一遍，甚於一場全面戰爭。此可謂外寇未逞其志，而家賊先禍其國。老美或有打擊中國經濟之思，不料當軸急先鋒也。尤其是疫癘猖獗當口，所謂“親自”雲雲，心口不一，無恥之尤，更令國人憤慨，民心喪盡。

是的，國民的憤怒已如火山噴發，而憤怒的人民將不再恐懼。至此，放眼世界體系，揆諸全球政治周期，綜理戊戌以來的國情進展，概略下述九項，茲此敬呈國人。

首先，政治敗壞，政體德性罄盡。保家業、坐江山，構成了這一政體及其層峰思維的核心，開口閉口的“人民群眾”不過是搜刮的稅收單位，數目字管理下的維穩對象和“必要代價”，供養著維續這個極權政體的大小無數蝗蟲。公權上下隱瞞疫情，一再延宕，只為了那個圍繞著“核心”的燈紅酒綠、歌舞升平，說明心中根本就無生民無辜、而人命關天之理念，亦無全球體系中休戚相關之概念。待到事發，既丟人現眼，更天良喪盡，遭殃的是小民百姓。權力核心仍在，而低效與亂象並生，尤其是網警效命惡政，動如鷹犬，加班加點封鎖信息，而信息不脛而走，說明特務政治臨朝，國安委變成最具強力部門，雖無以覆加，卻已然前現代，有用覆無用矣。其實，老祖宗早已明言，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哪怕網信辦再有能耐，也對付不了十四萬萬張嘴，古人豈余欺哉！蓋因一切圍繞江山打轉，自以為權力無所不能，沈迷於所謂“領袖”之自欺，而終究欺瞞不住。大疫當前，卻又毫無領袖德識，捉襟見肘，累死前方將士，禍殃億萬民眾，卻還在那裏空喊政治口號，這個那個，煞有介事，令國人齒冷，讓萬方見笑。此亦非他，乃政體之“道德性敗壞”也。若說七十年裏連綿災難早已曉瑜萬眾極權之惡，則此番大疫，更將此昭顯無遺。惟盼吾族億萬同胞，老少爺們，長記性，少奴性，在一切公共事務上運用自己的理性，不要再為極權殉葬。否則，韭菜們，永難得救。

其次，僭主政治下，政制潰敗，三十多年的技術官僚體系終結。曾幾何時，在道德動機和利益動機雙重驅動下，一大批技術官僚型幹才上陣，而終究形成了一種雖不理想、弊端重重、但卻於特定時段頂事兒的技術官僚體系。其間一大原因，就在於掛鉤於職位升遷的政績追求，激發了貧寒子弟入第後的獻身沖動。至於乘勢而上的紅二們，從來屍位素餐，酒囊飯袋，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在此不論。可惜，隨著最近幾年的不斷整肅，紅色江山老調重彈，只用聽話的，自家的，其結果，技術官僚體系的德性與幹才，其基於政績升遷的那點兒沖動，不知不覺，乃消失殆盡。尤其是所謂“紅色基因”的自家人判準及其圈定，讓天下寒心而灰心，進而，離德離心。於是，這便出現了官場上普遍平庸而萎頓委瑣之態。鄂省亂象，群魔亂舞，不過一隅，其實省省如此，舉朝如此矣。其間原因，就在於這個後領袖時代，領袖制本身就在摧毀治理結構，口言現代治理卻使整個國家治理陷入無結構性之窘境。此間癥狀，正為“組織性失序”和“制度性無能”。君不見，惟一人馬首是瞻，而一人暝朦，治國無道，為政無方，卻弄權有術，遂舉國遭罪。百官無所適從，善者只堪支應，想做事而不敢做事，惡者混水摸魚，不做事卻還攪事，甚而火中取栗，遂劣勝優汰，一團亂象矣。

再次，內政治理全面隳頹。由此急轉直下，遂表現為下述兩方面。一方面，經濟下滑已成定勢，今年勢必雪上加霜，為“風波”以來所未有，將“組織性失序”和“制度性無能”推展至極。至於舉國信心下跌、產權恐懼、政學憤懣、社會萎縮、文化出版蕭條，惟剩狗屁紅歌紅劇，以及無恥文痞歌功頌德之肉麻兮兮，早成事實。而最為扼腕之處，則為對於港台形勢之誤判，尤其是拒不兌現基本法的普選承諾，著著臭棋，致使政治公信力跌至谷底，導致中國最為富庶文明之地的民眾之離心離德，令世界看清這一政體的無賴嘴臉。那邊廂，中美關系失序，而基於超級大國沒有純粹內政的定律，這是關乎國運之犖犖大端。恰恰在此，當軸顢頇，再加上碰到個大洋國的特沒譜，遂一塌糊塗。網議“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想做而沒做成的事，卻讓他做成了，豈只調侃，而實錐心疼痛也哉。另一方面，幾年來公權加緊限制與摧毀社會發育，鉗口日甚，導致社會預警機制疲弱乃至於喪失，遇有大疫，便從封口而封城，死心覆死人矣。因而，不難理解的是，與此相伴而來的，便是政治市儈主義與庸俗實用主義蔓延政治，無以覆加，表明作為特殊時段的特殊現象登場的“知青政治”，早已德識俱亡。可以說，上上下下，他們是四十年來最為不堪的一屆領導。因而，此時此刻，兌現《憲法》第35條，解除報禁，解除對於網絡的特務式管控，實現公民言論自由和良心自由，坐實公民遊行示威和包括結社在內的各項自組織權利，尊重全體國民的普遍人權，特別是政治普選的權利，而且，對於病毒的來源、隱瞞疫情的責任人及其體制性根源，啟動獨立追責機制，才是“戰後重建”之大道，也是當務之急也。

復次，內廷政治登場。幾年來的集權行動，黨政一體之加劇，特別是以黨代政，如前所述，幾乎將官僚體制癱瘓。動機既靡，尾大不掉，遂以紀檢監察為鞭，抽打這個機體賣命，維續其等因奉此，逶迤著拖下去。而因言論自由和現代文官體制闕如，更無所謂“國王忠誠的反對者”在場，鞭子本身亦且不受督約，覆以國安委一統轄制下更為嚴厲之鐵腕統領，最後層層歸屬，上統於一人。而一人肉身凡胎，不敷其用，黨國體制下又無分權制衡體制來分責合力，遂聚親信合議。於是，內廷生焉。說句大白話，就是 “集體領導”分解為“九龍治水”式寡頭政制失效、相權衰落之際，領袖之小圈子成為“國中之國”，一個類似於老美感喟的隱形結構。揆諸既往，“1949政體”常態之下，官僚體系負責行政，縱便毛時代亦且容忍周相一畝三分地。“革委會”與“人保組”之出現，打散這一結構，終至不可維持。晚近四十年裏，多數時候“君相”大致平衡，黨政一體而借行政落實黨旨。只是到了這幾年，方始出現這一最為封閉無能、陰鷙森森之內廷政治，而徹底堵塞了重建常態政治之可能性也。一旦進路閉鎖，彼此皆無退路，則形勢緊繃，大家都做不了事，只能眼睜睜看著情形惡化，終至不可收拾之境。置此情形下，經濟社會早已遭受重創，風雨飄搖於世俗化進程中的倫理社會不堪托付，市民社會羸弱兮兮，公民社會根本就不存在，至於最高境界的政治社會連個影子都沒有，則一旦風吹草動，大災來臨，自救無力，他救受阻，必致禍殃。此番江夏之亂，現象在下，而根子在上，在於這個孜孜於“保江山，坐江山”，而非立定於人民主權、“以文明立國，以自由立國”的體制本身。結果，其情其形，恰如網議之“集中力量辦大事”，頓時變成了“集中力量惹大事”。江夏大疫，再次佐證而已矣。

第五，以“大數據極權主義”及其“微信恐怖主義”治國馭民。過往三十多年，在底色不變的前提下，官方意識形態口徑經歷了從“振興中華”的民族主義和“四化”的富強追求，到“三個代表”和“新三民主義”，再至“新時代”雲雲的第次轉折。就其品質而言，總體趨勢是先升後降，到達“三個代表”拋物線頂端後一路下走，直至走到此刻一意赤裸裸“保江山”的“大數據極權主義”。相應的，看似自毛式極權向威權過渡的趨勢，在“奧運”後亦且止住，而反轉向毛氏極權回歸，尤以晚近六年之加速為甚。因其動用奠立於無度財政汲取的科技手段，這便形成了“1984”式“大數據極權主義”。緣此而來，其“微信恐怖主義”直接針對億萬國民，用納稅人的血汗豢養著海量網警，監控國民的一言一行，堪為這個體制直接對付國民的毒瘤。而動輒停號封號，大面積封群，甚至動用治安武力，導致人人自危，在被迫自我審查之際，為可能降臨的莫名處罰擔憂。由此窒息了一切公共討論的思想生機，也扼殺了原本應當存在的社會傳播與預警機制。由此，“基於法日斯主義的軍功僭主政治”漸次成型，卻又日益表現出“組織性失序”和“制度性無能”，其非結構性與解結構性。職是之故，不難理解，面對大疫，無所不能的極權統治在赳赳君臨一切的同時，恰恰於國家治理方面居然捉襟見肘，制造大國一時間口罩難求。那江夏城內，鄂省全境，至今尚有無數未曾收治、求醫無門、輾轉哀嚎的患者，還不知有多少因此而命喪黃泉者，將此無所不能與一無所能，暴露得淋漓盡致。蓋因排除社會與民間，斬斷一切信息來源，只允許黨媒宣傳，這個國家永遠是跛腳巨人，如果確為巨人的話。

第六，底牌亮出，鎖閉一切改良的可能性。換言之，所謂的“改革開放”死翹翹了。從2018年底之“該改的”、“不該改的”與“堅決不改”雲雲，至去秋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之諸般宣示，可得斷言者，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三波“改革開放”，終於壽終正寢。其實，這一死亡過程至少起自六年前，只不過至此算是明示無誤而已。回頭一望，二十世紀全球史上，但凡右翼極權政治，迫於壓力，皆有自我轉型的可能性，而無需訴諸大規模流血。縱便是“蘇東波”，尤其是東歐共產諸國等紅色極權政體，居然亦且和平過渡，令人詫異而欣慰。但吾國刻下，當局既將路徑鎖閉，則和平過渡是否可能，頓成疑問。若果如此，則“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夫覆何言！但願此番大疫過後，全民反省，舉國自覺，看看尚能重啟“第四波改革開放”否！？

第七，由此順流直下，中國再度孤立於世界體系，已成定局。百多年裏，對於這個起自近代地中海文明、盛極於大西洋文明的現代世界體系，中國上演了多場“抗拒”與“順從”的拉鋸戰，反反覆覆，跌跌撞撞。晚近三十多年裏，痛定思痛，“低頭致意”以及“迎頭趕上”，乃至於“別開生面”，蔚為主流。惜乎近年再度犯二，犯橫，表明“改開”走到頭了，左翼極權“退無可退”，無法於和平過渡中完成自我轉型，因而，也就怪異於現代世界體系。雖則如此，總體而言，幾番拉鋸下來，中國以其浩瀚體量與開放性態度，終於再度躋身現代世界體系，成為這個體系的重要博弈者，重新詮釋著所謂“中心—邊緣”的地緣敘事，也是事實。但是，與國力和時勢不相匹配、太過張揚的外向型國策，尤其是內政回頭，日益“法日斯化”，引發這個體系中的其他博弈者對於紅色帝國崛起的戒慎戒懼，導致在高喊“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際卻為共同體所實際拒斥的悲劇，而日呈孤立之勢，更是眼面前的事實。事情很覆雜而道理卻很簡單，一個不能善待自己國民的政權，怎能善待世界；一個不肯融入現代政治文明體系中的國族，你讓人怎麽跟你共同體嘛！故爾，經濟層面的交通互存還將繼續存在，而文明共同體意義上的孤立卻已成事實。此非文化戰爭，亦非通常所謂“文明沖突”一詞所能打發，更非迄今一時間數十個國家對中國實施旅行禁限，以及世界範圍的厭華、拒華與貶華氛圍之悄悄潮漲這麽簡單。——在此可得提示者，隱蔽的“黃禍”意識勢必順勢冒頭，而買單承受歧視與隔離之痛的只會是我華族同胞，而非權貴——毋寧，關乎對於歷經磨難方始凝練而成的現代世界普世價值的順逆從違，而牽扯到置身列國體系的條約秩序之中，吾國吾族如何生存的生命意志及其國族哲學，其取舍，其從違。在此，順昌逆亡，則所謂孤立者，全球現代政治文明版圖上之形單影只、孤家寡人也。扭轉這一局面，重建負責任大國形象，擔負起應擔之責，而首先自良善內政起始，必然且只能皈依人類普世文明大道，特別是要坐實“主權在民”這一立國之本。在此，內政，還是內政，一種“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的良善政體及其有效治理，才是擺脫孤立、自立於世界體系的大經大法，而為國族生存與昌盛之康莊大道也。那時節，順時應勢，中國加入G7 而成G8，亦且並非不可想象者也。

第八，人民已不再恐懼。而說一千道一萬，就在於生計多艱、歷經憂患的億萬民眾，多少年裏被折騰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的“我們人民”，早已不再相信權力的神話，更不會將好不容易獲得的那一絲絲市民自由與三餐溫飽的底線生計，俯首帖耳地交還給僭主政制，任憑他們生殺予奪。毋寧，尤其是經此大疫，人民怒了，不幹了。他們目睹了欺瞞疫情不顧生民安危的刻薄寡恩，他們身受著為了歌舞升平而視民眾為芻狗的深重代價，他們更親歷了無數生命在分分鐘倒下，卻還在封號鉗口、開發感動、歌功頌德的無恥荒唐。一句話，“我不相信”，老子不幹了。若說人心看不見摸不著，最最無用，似乎經驗世界早已對此佐證再三，也不無道理。這不，萬民皆曰可殺，他卻坐享天年，如那個人人唾罵之李大鳥者，令人感慨天不長眼，天道不公，可實際上，天是苦難本身，與我們一同受罪。但是，假如說人之為人，就在於人人胸腔裏跳動著一顆人心，而非狼心狗肺，其因生老病死而悲欣交集，其因禍福義利而恨愛交加，其因落花而落淚、流水而傷懷，則人心所向，披荊斬棘，摧枯拉朽矣！人心喪盡之際，便是末日到來之時！至於腦殘與歲月靜好婊們，一群烏合之眾，歷史從來不是他們抒寫的，更不因他們而改變奔流的航道，同樣證之於史，不予欺也。

第九，敗象已現，倒計時開始，立憲時刻將至。戊戌修憲，開啟邪惡之門，集權登頂之際，恰恰是情勢反轉之時。自此一路狂奔倒退，終至敗象連連。撇開人心已喪不論，則前文敘及之港台應對失策與中美關系失序，以及經濟下滑之不可遏止、全球孤立，表明治理失敗，違忤現代政治常識的強人政治事與願違。大家面對悶局而恐懼其已成僵局，苦思焦慮其開局與再布局，期期於內部生變式與自下而上式之破局猶如水中撈月之時，港台形勢發展實已自邊緣捅破鐵桶，而開辟出一線生機。此種自邊緣破局、而漸進於中心的和平過渡之道，或許，將成為中國式大轉型的收束進路。此時，吾友所說之“難城”，或為華夏舊邦新命之耶路撒冷。換言之，邊緣突破意味著現代中國的立憲時刻再度即將降臨。當此關口，天欲曉，將明未明，強權抱殘守缺，不肯服膺民意，則崇高之門既已打開，可得預言者，必有大量身影倒斃於黎明前矣。

以上九點，呈諸國民，均為常識。而一再申說，就在於國家治理未入常態政治軌道，國族政治文明有待現代轉型，而於積善前行中，期期以“立憲民主，人民共和”收束這波已然延續一個半世紀的文明大轉型。正是在此，我們，“我們人民”，豈能“豬一般的茍且，狗一樣的奴媚，蛆蟲似的卑汙”？！

行文至此，回瞰身後，戊戌以來，在下因言獲罪，降級停職，留校察看，行止困限。此番作文，預感必有新罰降身，抑或竟為筆者此生最後一文，亦未可知。但大疫當前，前有溝壑，則言責在身，不可推諉，無所逃遁。否則，不如殺豬賣肉。是的，義憤，如西哲所言，正是義憤，惟義與憤所在，惟吾土先賢揭櫫之仁與義這一 “人心人路”之激蕩，令書齋學者成為知識分子，直至把性命搭進去。畢竟，自由，一種超驗存在和行動指歸，一種最具神性的世界現象，是人之為人的稟賦，華夏兒女不能例外。而世界精神，那個地上的神，不是別的，就是自由理念的絢爛展開。如此，朋友，我的億萬同胞，縱然火湖在前，何所懼哉！

腳下的這片大地啊，你深情而寡恩，少福卻多難。你一點點耗盡我們的耐心，你一寸寸斫喪我們的尊嚴。我不知道該詛咒你，還是必須禮讚你，但我知道，我分明痛切地知道，一提起你，我就止不住淚溢雙眼，心揪得痛。是啊，是啊，如詩人所詠，“我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老年應當在日暮時燃燒咆哮；怒斥，怒斥那光明的消逝。”因而，書生無用，一聲長嘆，只能執筆為劍，討公道，求正義。置此大疫，睹此亂象，願我同胞，十四萬萬兄弟姐妹，我們這些永遠無法逃離這片大地的億萬生民，人人向不義咆哮，個個為正義將生命怒燃，刺破夜瘴迎接黎明，齊齊用力、用心、用命，擁抱那終將降臨這片大地的自由的太陽！

庚子正月初四初稿，初九定稿，窗外突降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