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为什么香港的抗争近年越来越暴力激进？

较准确的说法，是一些在数十年来被视为香港抗争的行动共识，如对“和平、理性、非暴力”（简称“和理非”）的坚持不再被视为必然，有个别相对大规模而不符合“和理非”原则的抗争行动出现。此外，社会对相对激进的抗争行动的理解正在逐渐改变。问题的重点，是过去成就“和理非”原则的社会背景，为何在今天渐渐被认为不合时宜。

从历史去看，香港的社会抗争曾有十分激烈的历史。说回战前，1920年代的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都曾对港英管治带来威胁。到战后，1956年的双十暴动与1967年的左派暴动，都造成严重的社会混乱和平民伤亡。不过在“六七暴动”后，暴力抗争成为香港社会禁忌。从1980年代末到2010年代中期，各种抗争行动的组织者为免被贴上“搞乱香港”的标签，一般都会很有意识地避免激烈冲突，即使在个别示威中与警方有所推撞，也是以点到即止的形式发生，目的是为了争取传媒注意，多于真的要冲破警方防线。

至于一些大型的群众活动，则更往往以其自律约束作为道德感召力的依据。例如每年维园六四晚会过后，都会有参与者自发留下帮忙清理垃圾。而2003年的七一游行过后，不少评论均以“50万人上街却没有打翻一个垃圾筒”和“沿途商铺毫不担心照常营业”等的观察来赞赏参与者的克制。到了2014年占领运动，事件最受到国际舆论赞扬的角度正是参与者均有礼待人，占领区有市民自发设置资源回收点，有大学讲师和中学教师在占领区架起书桌为学生免费补习，外国记者纷纷表示从来没有报道过如此和平及让他们感到安全的大型反抗运动。

//占领运动初期，有市民自发在占领区呼吁冷静和不要视警察为敌人//

“和理非”和“勇武”

组织者对“和理非”（有时还要加上“非粗口”，即“和理非非”）的坚持，很大程度上出于他们相信如能号召越多的市民参与其中，成功的机会就越大；而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就要使用大多数人都接受的方式。回顾过去案例，2003年七一游行的参与人数远超预期，成功拉倒了《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香港组织者也会援引美国1960年代黑人平权运动等的案例，以支持对非暴力抗争的坚持。此外，“八九民运”以武力镇压结束，也让不少组织者深信要透过坚持非暴力来避免流血冲突，不给予政府借口强制介入。

也有一些组织者不甘于主动避免任何冲突，例如2006年至2007年期间的保留旧中环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事件，就有行动者以直接行动的方式阻挡清拆工程。在天星码头事件中，行动者直接闯入地盘阻止工程车辆运行；在皇后码头事件，行动者则在该处露宿留守超过半年，阻延政府动工清拆。不过严格来说，他们采取的直接行动只限于对场地的占领，没有攻击任何人，不算暴力抗争。可是他们的行为在当时社会环境当中仍受到不少质疑，大众对他们抗争方式的议论甚至盖过了目的本身。

社会形势改变迅速，比天星皇后更激烈的抗争行动相继出现，当年被认为走得太前的组织者在新形势下反而被批评为不够激进。近年明显被认为是激进甚至是暴力的抗争行动，有2012年起多次的光复行动，以及2016年农历年期间的旺角骚乱。

2012年起多次的光复行动，都发生在中国大陆游客和水货客与香港本地居民日常生活冲突较多的地方，包括沙田、上水、屯门和元朗。组织者认为中国大陆游客和水货客过多，使得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受严重威胁，因此要把这些地方从外来影响中“光复”过来。具体的抗争行为，包括阻碍专门服务中国大陆游客和水货客的商店，贴身追踪他们怀疑是中国大陆游客或水货客的个人，向对方辱骂甚至破坏他们的随身物品，如踢翻行李箱。这些针对个人的攻击行为过去甚少在香港的抗争中出现，因此在当时受到主流传媒广泛讨论及批评。

说到激烈冲突引发的社会震荡，最具代表性者莫过于2016年农历年期间的旺角骚乱。农历年期间无牌熟食小贩在街头摆档，是一个香港庶民文化传统。不过近年政府执法趋严，在本土思潮下往往被理解为文化打压。2016年农历年初一晚上，政府管理人员和支持小贩的组织和市民之间发生冲突，演变成近年罕见的骚乱场面。期间有人向警察投掷杂物，有警察向天开枪示警；又有人搬起路障和堆放杂物纵火，混乱持续至第二天早上。事件引发公众哗然，既有批评参与者使用暴力，也有谴责警方的处理手法。事后警方大规模搜捕涉案人士，多名参与者被判暴动罪成。

光复行动和旺角骚乱，在香港的众多抗争行动之中算是异数，绝大多数运动仍然坚持以“和理非”的方式进行。不过从论述层面来说，社会中对抗争行动的理解近年来确实有所改变，“和理非”不再是绝大多数组织者都坚持的底线，甚至成为新一批组织者所嘲讽的对象。“勇武”一说的流行，使相对激烈的抗争方式愈来愈被人们接受，特别是年轻人。

对于这些改变，非建制阵营中传统的政治代表初时选择了划清界线，也就是所谓的“割席”，因而引发非建制阵营的进一步分裂。在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下，由于市民对抗争活动应否走向激进也意见不一，政治人物的不同取态实为立法会本身碎片化的一个表征（见问题22）。不过，也有个别的政治人物和评论者在不认同激烈抗争方式的同时，对有人会选择这些方式表示谅解，并愿意为他们面对司法后果时提供支援。可想像，这种立场不易把握，甚至不时会变成里外不是人。

“和理非”感召力减退

总的来说，激进抗争的出现和前文提及的议会激进化有不少相似之处。在议会中，由于在野政团持久处于在野位置，越来越难说服支持者审慎妥协可带来改变，政团之间的团结诱因也逐步降低。在议会以外，同样的过程也在抗争组织之间发生，参与者有意或无意间不再相信合作可以壮大抗争运动，约束各组织者的不成文共识越来越容易被打破。新出现的组织者也不觉得有需要和过去的组织者协调，甚至认为他们过去的共识正正是他们未能成功的原因，于是鼓吹要“拆大台”，要求抗争运动全面的去中心化。换言之，要理解激进抗争的出现，不能只把焦点仅仅放在行动者本身，也要看他们如何理解所处的时代背景。

说到“和理非”受到挑战的时代背景，学者沈旭晖早于2011年便在一篇文章中论及。当时他回应时任政务司长唐英年对年轻人走向激进的批评，认为应理解过去香港强调“和平理性”并非“与生具来”，而是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他提到“六七暴动”后，港督麦理浩推行福利社会，为香港人信任渐进改革带来基础；社会发展迅速加上政府尊重专业，也让香港人相信制度和愿意在制度内寻求改变。反过来说，当社会宁愿在制度外作激烈抗争，其实代表原有制度内的通道已被阻塞。

沈文出版之时，对“和理非”的批评其实尚未成形，部分抗争者对“和理非”的失望要到往后其他事件发生后才变得普遍，其中2014年的占领运动对此很可能起了关键作用。占领运动源自“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倡议，起始组织者十分强调以和平方式感召更多人参与，和避免其他人混入破坏。到了占领运动全面爆发，参与者本来尚以“和理非”抗争为荣，惟及后与警方的冲突变得激烈，警方滥权的情况引发公愤（如“七警案”，见问题30），而历时79日的占领运动未能迫使中央政府撤回为普选设限的“8．31决定”，也使得“和理非”抗争对一些抗争者的感召力大为减退。

由此开始，社会对何谓暴力抗争的理解也逐渐改变。带同攻击性武器主动攻击别人，当然算是暴力；但带同防护装备让自己在被警方驱赶时可作抵御，又应如何理解？如果一个活动本来没有预谋或意图引致混乱，但在警方或保安反应的过程中引发混乱，甚至有人受伤，那么行动者本身是否需要负责？如果行动者只针对滥权的警队，而且行动前主动呼吁其他市民离开，又能否接受？当警察暴行越来越猖狂，不少行动者都认为作出一定防护是必然的选择。

此外，激烈抗争本身的沉重代价，无论是肉体上损伤或是数以年计的牢狱生涯，亦成为另一种的抗争精神感召。过去数年来，每次冲突当中各种微细但重要的差别，引发不少对于何谓暴力的社会讨论，一方面让支持激进手段的行动者有机会反思其方式，另一方面社会整体对激进抗争的接受程度亦慢慢改变。

时势造激进

这些改变会带来什么后果？第一种可能，是“和理非”和“勇武”的支持者互不信任，认为对方拖了自己的后腿。号召冲击的，会被温和一方指摘是受北京指使的卧底（即“鬼”），要刻意搞散运动；在集会唱歌打气的，会被激进一方指摘是搞“卡拉OK社运”，把抗争现场变成嘉年华会。由这些互相攻击所引发的矛盾，是占领运动后香港公民社会陷入低潮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个可能，是双方慢慢理解到各自在运动中有其角色，在“互不割席”的前提下实行“各有各做”，甚至实现某种程度的互相补足。这种默契在反《逃犯条例》修订的抗争中十分明显，无论选择在警察面前拿雨伞挡胡椒液体，还是连续整晚唱诗歌缓和气氛，都被接纳为运动的一部分。有评论指占领运动后经过数年的沉殿，公民社会对成效问题有较成熟的取态。而由于警察暴行的恶劣程度远远不乎比例，使“和理非”和“勇武”有条件站在同一阵线予以谴责。

//一般被认为立场温和的民主党主席胡志伟于“反送中”抗争街头//

总的来说，激进甚至暴力抗争的出现是社会失衡的征兆，而正如谴责一个病人发烧是不能协助他更快痊愈，我们要问的是香港为何出现了一系列的管治失效。前文提到行政长官的管治认受性本身就有先天缺陷，然而本来用来补救的措施如管治联盟和政治任命官员等又未能有效运用，反过来进一步拖低政府的管治威信。过去政府会通过吸纳专家学者来增加管治认受性，但在效忠先行的年代，越来越多专业人士却被推向制度以外。

行政权失效，正常来说公众可通过立法权来监督，但同样正如前文所述，立法权也明显地被逐步肢解，无论实权或威信都在一步一步流失。来到司法权，无论是执法机关和检控部门的中立性和专业性都越来越受质疑，法庭本身的仲裁地位又因舆论担忧会否触发释法而被削弱。从制度内走到制度外，主流传媒和传统公民社会团体的监督能力又不断被压制。

上述的众多机制，本来都是吸纳社会压力和将之转化为改革动力的方式。这些机制逐一失效，不代表背后的社会压力就会消失。相反，因为社会压力无法转化成对社会有益的改革动力，则往往只好以更激烈的方式出现。直接点说，激烈抗争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时势迫出来的。例如在《逃犯条例》修订的抗争运动当中，社会大众对抗争行为的接受程度比以往大幅提高，后面就涉及多宗重大社会争议，包括过去数年立法会在违反程序的指控下强行通过多项具争议的法案，加上多名民主阵营的议员被取消资格，使得很多香港人对在体制内向政府争取改变感到死心。

最后，应注意走向激进暴力的并不限于抗争行动，建制阵营也学会了发动所谓的群众运动去支持自己，甚至不介意动用激烈的言语甚至行为来攻击其他人。例如在2017年初，时任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就在香港机场被多名自称亲中人士推撞袭击，身上多处受伤。各个比传统建制阵营更为激进的“爱国团体”相继涌现，目的不一定是要说服别人加入他们的阵营，只要能让公众对所有的政治参与生厌，已足以达到维持现状的目的。说到这儿，可见建制阵营虽然声称反对激烈的抗争方式，实际上却可能乐见社会出现这种走向。毕竟，当抗争方式走向激烈，打压的方式也可以来得更粗糙，增加普罗大众参与政治的成本。

 

 

 

延伸阅读：
沈旭晖（2011）： 〈八月飞霜 如何再造和平理性的土壤？〉，《明报》，2011年9月5日。
Garrett D and Ho WC (2014) Hong Kong at the Brink: Emerging Form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New Social Movement, in Cheng JYS (ed) New Trend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Hong Kong. p347-384

网上资源：
林怡廷（2015）：〈旺角少年，不被理解的战斗〉：《端传媒》，2015年9月26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21-hongkong-occupycentraloneyear02/。

立场报道（2019）：《金钟攻防战　雨伞口罩抗橡胶弹催泪弹》：立场新闻，2019年6月12日，http://thestand.news/politics/6-12-佔領-圖輯二-金鐘攻防戰-雨傘口罩抗橡膠彈催淚彈/ 。

严格来说，香港人没有在九七后立即变得更抗拒中国大陆，甚至曾有一段时间变得颇为接受。香港大学从1990年代开始追踪香港市民“对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二十多年来的数据有明显起伏。在1990年代的初期，香港社会仍然处于“八九民运”后的阴霾当中，对中央政府不信任的市民远远多于信任，数据净值一直徘徊在负30点。到了1997年末，数据回到大约零点，即信任和不信任的一样多。数据达到最高点的时间是2008年初，四川地震至北京奥运前的一段时间。不过数据自此急速下跌，到了2012年后又回复到负数范围。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社会在九七后对中国大陆的抗拒，和九七前的各种转折一样，背后同样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程。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抗拒，可分远因和近因去理解。近因在于中国政府近年对香港的政治操控变得明显和直接，同时中港两地社会交往所产生的问题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这两点在后面会进一步解释。然而在说近因之前，得先说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港两地于九七后经历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发展轨迹，在价值方面形成巨大差异。价值观落差作为远因未必会即时引爆冲突，但结合近因却能制造更大的抗拒。

 

九七金融风暴冲击香港神话

 

前文提到香港人在九七前沉醉于“明天会更好”的神话，但这梦境在特区成立的第二天便受到挑战。泰国于1997年7月2日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泰铢兑美元在一天之内暴跌了17%。一时之间，海外投资者纷纷警觉1990年代被吹捧的“亚洲经济奇迹”可能言过其实，忽视了许多东亚国家一直以来的结构性问题，于是大举撤回投资，造成金融市场紧张。国际炒家看准机会，随即狙击东南亚各国的货币谋利，并在10月移师香港，直指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国际炒家同时在汇市和股市沽空，因为他们知道当利息水平因为港元汇率受压而拉高，股票市场便会大跌，他们便可通过沽空期指获利。这样的双边操控相当成功，银行同业隔夜拆息曾被扯高至骇人的300厘，完全击倒了香港股市，恒生指数由1997年中的接近17,000点，跌到一年后的不足7,000点。

 

来到1998年8月，港府决定动用外汇储备介入股市干预，国际炒家卖多少香港政府就买多少，并在8月28日的期指结算日创下当时史上最高的790亿港元成交纪录，被称为是与“国际大鳄”的“世纪大战”。最后香港政府动用了1,200亿港元储备而险胜，成功守住股市和汇率，逼使国际炒家离开亚太地区，也减轻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然而经此一役，香港经济已元气大伤，对利息水平十分敏感的楼市首当其冲，然后是零售行业受打击，失业人口于两年内从不足8万人升至超过20万，香港至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快速经济发展迎来一次史无前例的挑战。

 

回到金融危机发生之前，香港经济本来已有不少隐忧。九七前市面对未来充满乐观气氛，盲目的信心反映在楼市当中，市民对楼价上升的期望变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加速了楼市炒卖。与此同时，由于中方担心港英政府于九七前贱卖土地，《中英联合声明》限制过渡期间每年香港土地供应不得多于50公顷，然而这时期香港经济快速增长，土地供应完全不能满足需求。

 

如是者，追踪住宅楼价的中原城市指数由1996年1月的57点上升至1997年7月的100点，短短18个月便上升了七成多。炒卖楼宇成为极速致富的手段，甚至引来黑帮染指，每当有新建住宅楼宇开卖便会引来大批江湖人士到销售处外排队拿筹号，因为仅是认购筹号本身已经有炒卖价值。为求识别，不同帮派更会穿上不同颜色的风衣以作记认，变成一时都市奇观。

 

当金融风暴带来楼市泡沫爆破，很多香港人赫然发现自从轻工业往中国大陆迁移后，香港早已出现产业空洞的问题，只是港人过去忙于炒卖而没有注意到。首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来也想处理这个问题，并希望重构香港的经济发展，当中以数码港的建设最为人熟悉和热议。不过数码港还未落成，美国的科网泡沫已经爆破。从1997年开始，香港经济一直每况愈下，经历亚洲金融危机、科网泡沫破裂，还有美国九一一恐袭后引起的全球经济震荡，港人失业率在2003年曾经迫近8%，远远高于1990年代平均为2%的水平。

 

2003年，香港辉煌告终？

 

然而当社会气氛跌至前所未见的低点时，最可怕的挑战才开始上演：非典型肺炎（SARS）在2003年3月开始在社区爆发，世界卫生组织向香港发出旅游警告，机场航班纷纷取消，正常经济活动被迫中断。在疫情爆发后，每天的新闻都会公布新增的染病人数，医护人员和怀疑染病的市民都被隔离居住，市民人心惶惶。到了疫情结束，香港合共有299名市民因非典型肺炎死亡，当中包括多名医护人员，成为香港数十年未见的严重灾难。

 

更不幸的是，对抗疫情期间特区政府无法给予市民信心，反应未能符合公众期望。例如尽管医院管理局已在3月底通知卫生署疫情在社区蔓延，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却仍然向公众表示疫情没有扩散，并坚持学校不用停课。结果民间发动自救，家长自发拒绝让子女上学后，政府才被迫宣告停课。面对政府回应混乱，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疫情结束后曾被质疑为何没有处分相关官员，他却反过来批评对方肤浅，引发市民更大的不满。

 

主权移交后香港政府的种种失误，无疑令九七前达到自吹自擂高峰的香港人感到落差太大。原来被捧为最专业、最有效率的香港政府，不单无法扭转九七以来的经济衰退，更在危机爆发时显得手忙脚乱。到了2003年，中原城市指数跌至最低的31点，也就是说楼价只有1997年时的三分之一。有些人在九七前购入物业，之后因失业而无法偿还贷款，楼市大跌下又无法通过出售物业抵债，因而陷入“负资产”的困局。在这段时间，新闻常见有人抵受不住压力而烧炭自杀，就连炭包也开始附上“珍惜生命”的字句和防止自杀热线的电话号码。

 

2003年是香港人难以忘怀的一年。在这一年内，一代巨星张国荣和梅艳芳，以及著名填词人林振强逝世，仿佛代表香港极盛辉煌的时代终于要告一段落。

 

非典型肺炎后的香港已经不起更多的震荡，可惜董建华却选择在这个时候推动《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也就是就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等和国家安全相关的行为立法。面对经济一蹶不振、失业率高企，和刚刚经历一场重大疫症，社会普遍希望休养生息，而23条立法却偏偏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议题，绝不适宜由一个民意低落和认受性存疑的政府强推。

 

按立法程序，条例原订在7月初于立法会表决，民间人权阵线则于7月1日特区成立纪念日举办“七一游行”，结果远超预期地有超过50万人上街，成为特区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示威，黑压压的人群完全占满维多利亚公园和中环之间的主要街道。面对庞大的民意压力，原来亲政府的政党也宣告改变立场，最终政府无法在立法会取得足够票数通过条例，便唯有无限期押后提交审议。

 

后物质价值观的酝酿

 

23条立法的争议，无论对香港政府的管治、民间社会的抗争，以至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都是一件分水岭事件。而对于香港身分认同本身，23条立法同样带来了微妙的改变。特区成立首6年造成的众多失误，无疑把香港人本来自以为是的众多神话打破。可是与此同时，一种更实在、由下以上，且强调即使穷却不能没有自尊的民间精神，却慢慢酝酿。

 

有研究指出，近年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之间越来越追求后物质价值。九七前的香港纸醉金迷，主权移交以来社会各方面却受到前所未见的挑战，巨大的落差冲击了许多过去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价值，如过去主流社会认同和鼓吹的“香港社会遍布机会”和“努力和灵活变通就会发达”等说法。这种价值观转变，再加上中港关系的改变，香港社会自2003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的转化，逐渐发展成所谓的“本土思潮”，把香港身分认同带入一个新阶段，为日后的中港矛盾埋下了种子。

 

传统的需求阶梯理论认为，人在追求物质安定后，才会追求非物质的目标，如自我实现和自我表达。放在公共政策来说，倾向物质主义者会强调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而倾向后物质主义者会较强调个人自由、环境保护和文化保育等。近年却有研究显示，当社会停滞不前，年轻人分享不到发展成果时，也会走向追求非物质价值。类似的趋势似乎也在香港可见，当主权移交后经济持续低迷，年轻人开始质疑主流价值，感到既然物质追求遥不可及，不如追寻精神上的满足。相对于传统的“发财立品”，现在变成“发不了财，但求有品”。

 

当香港社会经历众多大起大跌，大富大贵的横财梦渐被视为虚无之际，中国大陆同时却发生了极为不同的变化。香港经济走到谷底的同时，中国大陆则于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自此，中国经济除了以往低端劳动密集的出口加工业之外，也出现了国企和民企“走出去”的现象。中国不再只是外国投资的接收者，也开始带着改革开放以来赚得的资本到世界各地投资。中国大陆社会如日中天的自信，与千帆过尽的香港产生巨大落差，形成新一波的身分认同之争。

 

要说明香港年轻人的后物质思潮，可以2017年辽宁舰访港作为案例。辽宁舰作为中国第一艘的航空母舰，对很多在中国大陆的人来说是国家发展的荣誉。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论述当中，晚清时期各种“丧权辱国”的挫败正是由失去海权开始，辽宁舰的建造更有其象征意义。然而当辽宁舰来到香港，民间的反应却远远不如中国大陆热烈。

 

背后的原因，除了是解放军在香港仍然会让人想起六四镇压之外，就是香港社会本身对军队作为国家强大象征这回事没有多大感觉。2016年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就显示，只有22.8%的受访者对解放军感到自豪，远低于维港夜景的71.0%和万里长城的54.5%。以“船坚炮利”来量度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旺，本来就是一件很前现代的事情。放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下思考，相对于成为军事强权，一个政权是否值得尊重更在于其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和对人文精神的贡献。如是者，当辽宁舰驶进维多利亚港的时候，有些香港人关注的并不是甲板上的战机装备，而是喷出的黑烟是否代表燃油不符环保规定，会否污染空气影响健康。

 

后现代香港碰上（前）现代中国

 

因为两地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中国大陆舆论有时难免会错解香港人的反应。站在中国大陆的立场出发，很容易会以为香港近年出现对中国认同的反抗是出于两地经济地位对调，过去香港人习惯看不起中国大陆，现在受不了新的秩序而已。放在后物质价值的讨论当中，可见地位对调论如果不是错误解读的话，起码也是明显地过度简化。中国大陆近年的高速发展，20年前已经在香港出现过；中国大陆社会在此形势之下的自豪感，正如前文所述，香港社会也曾经有过，而且更已反省其缺失。面对中国大陆，与其说香港人眼红或自卑，不如说是看到过去自己在高速增长期所犯过的错误。

 

从历史去看，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未必能为许多香港人带来认同感，在于中国大陆经济建设本身的起点很低，而这过去的落后其实是建基于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政治动荡；香港的发展早于中国大陆，正正由于香港避过了这些政治动荡。在中国大陆没有全面反省这些政治动荡，也没有纠正当年容许这些政治动荡发生的政治体制之前，走去庆祝这其实是迟来的经济发展，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无论在逻辑或情感上也难以说得过去。

 

香港的经验也说明高速发展是特定时空的产物，总会有完结的一天，到时候社会中的深层次矛盾就会浮现。因此每当有中国大陆的意见领袖认为香港社会应放下矛盾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时，不少香港人都会觉得可笑：香港社会早就脱离了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来纾解社会矛盾的时期，此等建议如果不是出于无知，恐怕就是为既得利益服务。

 

香港社会已迈向后现代，中国官员的话语及其盛载的价值却仍然停留在现代甚至是前现代（例如信奉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二元敌我矛盾的冷战思维，和“发展是硬道理”代表的发展主义）；当抱着这些过时思想的官员要逆向教训迈向后现代的社会未能“与时具进”，引起强烈反弹是自然不过。这些价值观上的明显落差，和随之而产生的政策失调，成为九七后香港人反而更反抗中国大陆的深层原因。而当这深层原因配上中港近年在政治和生活上的直接冲突，两地关系随即急剧逆转。

 

延伸阅读：

李立峯（2016）：〈再看世代差异和香港青年人的后物质主义〉，张少强、 陈嘉铭、梁启智《香港社会文化系列》。

张少强，崔志晖（2015）：《香港后工业年代的生活故事》，香港 :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陈冠中（2006）：〈我这一代香港人—成就与失误〉，《我这一代香港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网上资源：

立场报道（2017）：《葵涌二氧化硫倍升　环保署：正常波幅非偏高》，立场新闻，2017年7月7日，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遼寧號污染-葵涌二氧化硫倍升-環保署-正常波幅非偏高/

 

回到1997年7月1日凌晨零时零刻，当时香港人的普遍心态是期待多于不安。旧立法局虽然有议员因为无法顺利过渡到立法会而抗议（见问题6），但有更多的市民在道路两旁欢迎解放军入城。离开六四镇压后的全城愁云惨雾只不过是短短8年，香港人在这极短的时间内要接受中国管治的现实，当中的社会心理纠结十分值得分析。

 

民族主义替代民主爱国

 

上文提到香港人在“八九民运”当中的参与，在当时的环境下可理解为一种“爱国”的尝试。随着时间距离1997年越来越近，整个社会也再次重新学习回答“要做一个怎样的中国人”的问题。当中央政府拒绝“民主爱国”这条进路时，不少香港人便转用别的方法，特别是政治上相对安全的方法。

 

这个转变在演艺界特别明显。香港演艺界在支持“八九民运”方面可谓担当了中坚角色，除了“民主歌声献中华”外，还创作了歌曲《为自由》，绝大多数的当红歌星都有参与演唱。两年后，同一群歌星加上同一个指挥，又一同走进录音室合唱了另一首和中国大陆相关的歌曲，不过这次的理由换成了华东水灾。该首歌曲的名字是《滔滔千里心》，歌词充满“血永远是浓／永教我激动”等民族主义措辞。

 

事源1991年中国华东发生严重水灾，数以百万计的灾民无家可归。香港的演艺界很快便动员起来，除了灌录主题曲《滔滔千里心》之外，又拍摄筹款电影《豪门夜宴》，由大量香港红星义务演出，即使每人出场时间只有十数秒也义不容辞。短短10天时间，香港各界筹款捐助中国大陆的总额达4.7亿港元。

 

两年后，香港演艺界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减灾扶贫创明天”义演，为中国大陆偏远地区的发展筹款。相对于“八九民运”，这些行动同样能够让当时的香港人表达与中国的联系，政治上却安全得多，甚至可以与官方建立友好关系。另一个可以对照分析的事件，是1996年的民间保卫钓鱼台运动。当时港澳台民间联手，合力突破日本海上保安厅的防线登上钓鱼台，并插上五星红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以及香港市民的签名直幡。这次事件背后虽然同样显示了九七前香港人对中国人身分的寻觅，也同样有人动员香港演艺界支持，但因为政治上较为敏感，演艺界当时的反应就明显地不甚热衷。

 

演艺界的转变代表了整个香港社会在1990年代面对的一个巨大转变。邓小平于1992年南巡，重申支持改革开放，及后中国大陆引进大量海外直接投资，每年的平均额为353亿美元（1992年至2000年期间），而在1989年至1991年间，此数仅为37亿美元。当时引入的大多数投资都是来自香港的资金，目标在珠三角一带。以广深高速公路为例，就由香港合和公司投资建设，至今仍被称为“中国最赚钱的高速公路”。港商更普遍的投资，则在于把本来设于香港的轻工业生产迁到珠三角，例如成衣和塑胶等劳工密集的生产，以求利用中国大陆廉价的劳动力来降低成本。香港本身的主体经济则转型为这些工业生产提供金融、销售和物流服务，也就有所谓“前店后厂”的说法。

 

北进殖民主义与香港精英收编

 

去工业化的过程为香港社会底层带来不少震荡，蓝领工人就要面对转业困难的问题，但对于社会上层来说则是瞬间暴富的大好机会。在这个大环境之下，中国大陆不再是让香港人感到焦虑不安的压迫者，而是一个庞大而有待开发的淘金天堂。香港人拥有的资金、管理经验和海外联系，正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所最需要的。毕竟，这时候欧美国家的资金尚未大规模进入中国大陆，香港资本扮演起先行者的角色。

 

在此，香港一直以来“从边陲改变中国”的地位得到另一次的转世再生，爱国、爱港和爱资本成为共识；既然赚钱是香港人的强项，到中国大陆投资就是香港人一种理直气壮地成为中国人的方式。在这种“资本就是爱国”的热潮下，疯狂得就连香港男士到东莞寻求性服务也会自认是爱国行为，还会戏称自己是“救国炮兵团”。

 

当时香港的社会和文化研究学者把这个现象总结为“北进殖民主义”。面对主权移交，香港人不单止不用担心身分认同被弱化，反而能变得前所未见地强大，因为香港身分认同和中国身分认同不再矛盾，整个中国都会成为香港人的舞台。中国大陆成为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出路，例如当香港面对楼价高企问题，就有发展商在珠三角广建别墅，然后以“有身分证就可以做业主”的口号在香港促销。相对于上文自卑自怜的“中英夹缝论”，“北进殖民主义”的出现没有构成身分认同冲突，反而两者更是互相呼应，为香港人的认同纠结提供安身之所。毕竟，自卑和自大从来都是一体两面的，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一样。

 

对于这种“另类爱国”，当时的中国政府无任欢迎。中国政府要面对的，除了是要引进外资持续改革开放之外，也要处理主权移交后的香港管治问题。之前英国对香港实行间接管治，在不开放管治权的前提下，主要靠笼络本地精英以维持社会稳定，以求一方面在表面上容许本地人参与，另一方面又不用失去实质的决定权。中国政府理解英国在港的这套管治模式，并在1997之后将之据为己用，而港商在1990年代于中国大陆的投资热潮，正正为中国政府收编这些本地精英提供了大好机会。

 

回到中英就香港前途谈判期间，不少本地精英对香港前途十分担忧，不单举家移民领取外国护照，企业也预备迁册分散投资。当中国政府眼见这些精英到了1990年代有意到中国大陆“淘金”，便乐意提供各种投资机会和优惠，以换取他们在政治上的忠诚，让他们成为在香港的政治代理人。如是者，这些本地精英纷纷改变政治认同，政治圈中也有所谓“老爱国不如新爱国，新爱国不如忽然爱国”之说。而正如港英政府懂得在香港设立各种委任制度，以所谓“行政吸纳政治”的模式把本地精英纳入建制之内（见问题20），中国政府也依样画葫芦设立了各种职位，如“预委会”、“筹委会”、“港事顾问”和“区事顾问”等等，收编香港社会各界代表。

 

香港人的自我膨胀

 

要看香港社会的极速转向，可参考1990年代中期的两出广告片。当时流动电话在香港刚开始普及，不同流动电讯商都会大洒金钱在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卖广告。这些广告按现在的说法可称为微电影，一般用3分钟或以上交待一个完整故事，邀请巨星在往往是海外的实景拍摄，而流动电话则以置入行销的方式呈现。其中最经典的作品，要数和记电讯在1994年推出的广告《天地情缘》。片中主角黎明原是一个极权国家中的情报人员，并结识了独裁总统身边的私人秘书。后来黎明发现总统某些他不能接受的秘密，决定现身揭发再投身革命党，最终被秘密警察抓到。流动电话在广告中的意义，在于帮助主角和革命党人联系。广告播出时距离“八九民运”和东欧变天只有5年，把推翻极权视为英雄故事在广告商眼中并不是一个问题，更能引起观众共鸣。

 

到了1996年，另一个流动电讯商数码通推出了一出截然不同的广告。片中主角周润发是一名游走中港之间的政商界人士，在中国各地都受到热烈欢迎，当地领导无不感激他带来的投资和管理经验。由于他公务繁忙，冷落了家中的妻子和女儿，流动电话成为了他寻回家人关怀的方式。

 

只不过短短两年时间，广告中的英雄人物从挑战极权的革命党人变成中港推崇的政商名人。严格来说，两者都是在介入国家管治，只是一个推崇自由，另一个利用资本，两者之别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1990年代中港关系的转变。值得一提的是，两出广告中都出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在第一出广告中是独裁总统发表演说的地方，而在第二出广告中则轮到香港人周润发在台上向全国人民宣告：“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中国和全世界将会迈进更繁荣的21世纪”。

 

香港人的自我膨胀，当然也在其他流行文化中反映出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是陈百祥的《我至叻》一曲。陈百祥是著名香港艺人，以“阿叻”（意谓聪明厉害）自称，而此曲则轻而易举地把他喜欢自吹自擂的形象拉阔到整个香港在1997年前的状态。此曲明显以“唱好一九九七”为题材，并且大书特书各种香港人主观自诩的优胜之处，如“灵活易适应／勤力手快又眼明／识睇时势兼淡定／买屋买车仲有钱净”。而对于香港处于中国和世界之间的位置，则比《这是我家》更毫无保留，赤裸裸地放大为“WEAR银WEAR过境／闲闲地识讲中英／起楼起桥快夹精／鬼佬睇到都眼擎擎”。至于对未来的想像，则既然是“上面咁多金掘／怕你手软唔去执”，当然毫无疑问高呼“唔驶问阿盲公炳／福星高照好前程”。后来有传媒报道指出，当年创作此曲原来是受建制阵营委托，目的正正是要“唱好香港”。

 

如此自夸的说法，今天看来明显是幼稚和无知的，但当时的香港人却相当受用，陈百祥凭仅此一曲便可以在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不少学者更指出，这些九七前香港人有选择性的历史回忆和未来展望，本身隐含许多价值判断，甚至阻碍社会自我反省。学者马杰伟在分析九七前以总结香港历史为题的汇丰银行广告时，就指出广告中隐含强烈的个人主义，歌颂“香港地，靠自己”，虽然很切合香港人自以为香港的市场经济较中国大陆的计划经济优胜的想法，却同时把香港的所谓市场制度过于美化，把本身各种制度上的不公平隐藏起来。

 

九七前，香港主流社会中那些毫无羞愧之心的自我陶醉并没有被任何力量禁止，社会各界到了1997年都沉浸在“明天会更好”的乐观气氛当中，对未来的怀疑很容易被各种或真或假的利好消息所盖过。对于英国政府来说，为了显示他们把香港以最佳的状态交到中方手中，做到了“光荣撤退”，自然不介意能把香港说得有多好就多好。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香港回归”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头等大事，代表中共领导下的国家强大，有利建构执政认受性，同样也不介意能把香港说得有多好就多好。至于香港人自己，也盲目相信中共基于面子问题，不可能让香港变得比以前差。就在这全面利好的气氛之下，香港来到1997年7月1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一天。

 

延伸阅读：

“北进想像”专题小组（1997）：〈北进想像：香港后殖民论述再定位〉，陈清侨编《文化想像与意识形态：当代香港文化政治论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马杰伟（1999）：《香港记忆》，香港：次文化堂。

 

 

香港人害怕九七，但害怕的表达方式有很多种。表现得很快乐，也可以是为了埋藏心中的害怕。在1989至1997年期间，香港人的身分认同出现了很多转折，在极短时间内经历了错愕、拒绝、逃避，但在临近九七的一两年，却反过来对未来表现出可谓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香港人在极短时间内表现得如此反覆，现在回头来看，并不代表香港人的身分认同本质上有很大改变，而是这个身分认同本身就相当复杂，看似自相矛盾的情感实为同一个铜币的两面。

 

“八九民运”对港人的提醒

 

1989年的北京民主运动，无论对中国大陆或是对香港来说都是一件分水岭事件。北京民运的来龙去脉以及各方应该承担的责任，已有很多专著论及，在此不赘。历时近两个月的运动以血腥镇压告终，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固然代表了1980年代以来的开放风气被打断，及后更因为中共处处提防而难以重现。对于香港来说，则因着香港社会于“八九民运”当中的全城参与，中国政府对港政策大幅调整，形成往后中港之间“收紧、反抗、打压”的循环格局。

 

香港社会于“八九民运”当中的全城参与，可体现在很多不同层面。当时的电视新闻为了报道北京的消息，每天傍晚半小时的新闻时段基本上都是报道北京的消息，以及香港各界的反应。其他的新闻都没有时间报道，连同体育消息一起推延到晚上11时的晚间新闻才播出。香港社会对民运的支持可谓完全一面倒，除了百万人上街大游行和在马场举行连续12小时的“民主歌声献中华”之外，尚有很多今天意想不到的人物和团体表达支持，例如色情刊物《龙虎豹》也发动义卖支持北京学生。北京宣布戒严翌日，亲中报章《文汇报》于社论刊出“痛心疾首”四个大字，作“开天窗”式抗议。同期报章又常有各界刊登广告表示支持北京学生，要求官方撤销戒严和解除新闻封锁，当中包括商界领袖如李嘉诚、何鸿燊、郑裕彤、李兆基、郭炳江等，又有政界领袖如曾钰成、唐英年、梁爱诗、田北俊和梁锦松，还有后来当上香港行政长官的梁振英。

//香港报章刊登声援“八九民运”的广告//

 

到了民运后期，香港各界成立了“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来组织支持民运的行动，这个组织后来成为了每年六四烛光悼念集会的主办者。支联会的名字包括“爱国”和“民主”，以这两个词语来总结当时香港人对北京民运的关注和支持，可谓十分准确。

 

首先，虽然“八九民运”以民主为题，但当时的香港并不见得十分民主，香港人普遍的民主认知其实十分有限或抽象。1980年代的香港虽然已有争取将来普选的民主运动，但当时立法局（立法会前身）尚未设有直选议席，仅有的民主选举只限于区议会和市政局，而且投票率也不高。如果说当时的香港人要把民主带到中国，未免有点说不过去。

 

然而把“民主”和“爱国”放在一起，对当时的参与者来说就彷佛合理得多。面对“九七大限”尚余8年，“要做一个怎样的中国人”是香港人必须回答的问题。让香港变得和中国大陆没有分别固然不能接受，如果要有中港融合的话也应该是中国大陆变得更像香港，而不是相反。前文提到《这是我家》带出香港可以通过桥梁角色来在中国之内保持独特身分，香港人对民运的支持便成为了这个角色的一种体现：支援北京学生（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资源上）其实是一种港式爱国行为，代表了香港人要以一种独特身分来处身中国和贡献中国。当时民运中就出现了大量的爱国措辞，游行集会当中也常听到《龙的传人》等爱国歌曲。与此同时，当时大多数的香港人也相信中国政体必须走向民主化，也相信中国民主化对保护未来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独特性肯定有利。

 

可以想像，在全港市民包括权贵阶层和亲中阵营都支持“八九民运”的背景下，当北京武力镇压的消息传来香港的时候，带来的震撼肯定巨大无比。而在镇压当晚，也看到香港人在当时整个中国想像当中的特殊地位，不同的现场纪录都诉说同一个情况：北京市民冒险保护现场的香港学生和记者，甚至不惜以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下作掩护，好让他们能安全离开，把镇压的消息带出中国。香港在中国的边缘位置，对当时的北京市民来说是至关重要和务必珍惜的。

YouTube视频：六四镇压特别新闻报道

 

往后两三年的时间，整个香港社会都被悲愤所压抑，同时对不久之后便要来临的“九七大限”无比恐惧。毕竟，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他们或他们的父母前来香港，就是为了脱离中国大陆的政治动荡；“八九民运”却提醒他们，即将在九七接管香港的那个政府和当年他们所脱离的，其实是同一个中国政府。

 

后八九香港的搞笑、影射和移民潮

 

正正在这个时候，香港出现了大量以搞笑为主题的文化产品。例如今天已是一代谐星的曾志伟和林敏聪，就在1990年和1991年于亚洲电视制作了搞笑节目《开心主流派》，而同期无线电视则以《笑星救地球》迎战，带动“无厘头文化”。香港栋笃笑（单口喜剧）始祖黄子华，也在1990年举办首场栋笃笑演出。至于香港喜剧殿堂级代表周星驰，其早期代表作品如《赌圣》和《逃学威龙》的上映时间，同样是1990年和1991年。在这段时间，香港人太需要笑，因为香港人太想哭。

 

搞笑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而这段时间的文化产品中，不少的搞笑情节都和中港关系相关，特别是对中国政治的各种讽刺，成为了香港人抒发不满和恐惧的重要方式。1990年上映的电影《表姐，你好嘢！》可谓当时政治讽刺的经典之作，片中由郑裕玲饰演的中国女公安来到香港协助香港警察查案，因为不懂得香港的法治和人权制度而弄出许多冲突和笑话。此外，1994年上映的的电影《国产凌凌漆》，也把中国大陆各种贪污腐败用作搞笑桥段。《国》的故事描述周星驰饰演的中国特务前来香港调查恐龙化石被盗案，然而发现他的上司才是幕后黑手。其中一幕周星驰几乎被行刑队枪决，却能靠100元人民币收买小队脱身，此桥段后来常被港人借用评论中国政治。

 

说到电影中的中国想像，同期电影中经常出现来自中国大陆的特异功能人士，如《赌圣》和《赌侠》系列中的左颂星／周星祖和大军，以及《表姐，妳好嘢！》中的阿胜。这和同期中国大陆流行的超能力风潮（如张宝胜）相对应，也符合了当时香港人对中国感到神秘和变幻莫测的印象。与此同时，又有大量描述中国大陆悍匪的电影上映，如《省港旗兵》系列，背景既和当时相当猖獗的跨境犯罪抢劫有关，也反映出香港社会感到来自中国大陆各方面的威胁。此系列到了第4集时，更直接挪用“八九民运”作为剧情主轴。

 

除了以搞笑或直接描述外，当年还有不少影视产品以各种隐喻方式回应历史巨变。1990年电影《倩女幽魂II：人间道》，就被认为是香港影视界回应“八九民运”的经典，监制徐克后来坦言片中角色都有影射中国领导人、民运学生和香港人。而片中由黄沾作曲和填词、张学友主唱的主题曲《人间道》，更明言“少年怒／天地鬼哭神号”和“大地旧日江山／怎么会变血海滔滔／故园路／怎么尽是不归路／惊问世间／怎么尽是无道”，后来黄沾也公开承认此曲实以八九民运为题。此曲后来于“八九民运”30周年（2019年）前夕，在中国大陆忽然被禁。

 

面对难以改变的现实，说笑话或以影射来纾解恐惧，很大程度上只是精神逃避。要从现实上逃避中国管治，只有移民一途。从1990年到1994年期间，有超过30万香港人移民外地，当中大多数以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美国为目的地。这些移民在当地建立起新的香港人社区，如温哥华就有“Van Kong”一说。当时香港人移民海外的普遍程度，使得移民成为了电视剧集中情侣分手的最合理解释。移民现象也成为了社会批判的一个窗口，例如李克勤的歌曲《后会有期》虽然表面上是一首情歌，然而当中的歌词“谁在这边赶上机／谁在那边讲道理／害怕等最后限期像处死”，却明显是在控诉当时有从政者一方面高呼爱国爱港，另一方面却安排家人取得外国护照的矛盾行为。

 

顺带一提，有意见认为这段移民潮为香港的中上层制造了一个奇怪的断层：职场上最有能力的老前辈纷纷离开香港，中层人员尽管历练不足却因而有机会快速晋升，然后这一代人霸占管理层30年之久，引发社会世代流动不畅。这些意见认为这一代人的快速晋升巩固了他们对香港充满机会的盲目崇拜，对他们来说，若有人失败，就只可能是个人问题；不过，由于这一代人的能力其实并不如他们自以为的那么高，才引致后来香港各方面的逐渐败坏。这种说法从学究上来说未免过于简化，但类似说法既然能够流行起来，也反映出社会对移民潮和世代矛盾的一种理解。

 

当然，并不是所有香港人都有能力移民，可以离开的往往都以中产专业为主。这个阶级分野也受到官方政策的强化。当时曾有本地政治代表向英国政府要求向全港五百多万市民提供“居英权”，一方面显示英国对香港前途有信心，另一方面也给予担心前途的香港人一条最后出路。碍于担心香港人都会涌往英国定居，最终英国政府只提供了5万个名额，容许拥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专业人士、企业家商人、纪律部队公务员，以及从事敏感工作职位（例如警察政治部）的人申请。面对中产专业纷纷离开香港，当时社会也流行说：“有钱有办法，无钱《基本法》”，讽刺港人只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接受主权移交。

 

后八九中共接手香港的新难题

 

对于中国大陆的当权者来说，香港市民对“八九民运”的支持则带来另一个难题。“八九民运”本来到了中后段有无以为继的趋势，却在来自北京以外的支持下继续发展下去，当中来自香港的精神支持和实际物资有显著影响。仅是“民主歌声献中华”的活动，就筹得1,300万港元的捐款。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直接送了数十个色彩鲜艳的野营帐篷到天安门广场，也让广场上的人精神一振。到了镇压以后，以香港为基地的“黄雀行动”又协助营救了数以百计的民运领袖离开中国。

 

这些实际的影响，使当权者担心香港将会变成“反共基地”。毕竟，当年孙中山推翻满清就是从香港开始，香港自开埠以来其存在就是对中央集权的一个挑战。江泽民于1989年六四镇压后不久，就提到“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的说法，意谓香港人不应干涉中国大陆政治。以后中国政府处理香港民主化的问题时，也必先考虑到与中共管治的相互影响。而当时正在草拟当中的香港《基本法》，不少条文的定稿方案也比原先的谘询稿有明显的收紧，特别是与选举方式和国家安全相关的条文。

 

中国政府对香港民主化的担忧，很快就放上政治议程。面对六四镇压，英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也要处理如何向选民交待要将香港交予中国统治。英国政府的答案，是要加速香港的民主化，尽可能在1997年前为香港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以防未来北京可能对一国两制所作的干扰。毕竟，《中英联合声明》已规定了“港人治港”，港英政府认为以此为基础扩充香港的民主化，既能对香港人和国际社会交代，也不应被视为背叛对北京的承诺。与此同时，香港人本身也要求加速香港的民主化，作为主权移交后香港自主的保障，也就是所谓的“民主抗共”。

 

港英政府具体的民主化措施，体现在1992年就任香港总督的彭定康所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已于1990年决定了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的组成方法，并列明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可留任成为第一届特区立法会议员，也就是所谓的顺利过渡和“直通车”。方法规定60个议席当中，有30席由功能团体选举产生，而1991年的立法局只有21个议席由功能团体选举产生，所以1995年的选举要新增9个功能团体席位。

 

本来功能团体席位通常由商界领袖所主导，彭定康却想到把所有选民按职业分为9组（当时称为“新九组”），让所有选民都能够成为功能组别选民，变相把这9席等同直选。这做法大幅提高了立法局的代表性，但从中方的角度出发，却等于是港英政府强行改变了第一届立法会的组成方法。如是者，中英两国的政改争拗就此展开，英方说“三符合”（符合《中英联合声明》等协议），中方则说“三违反”，两边互骂无日无之。

 

与此同时，中英双方又就香港的新机场计划展开争拗。香港的国际机场原设于九龙城，随城市发展已被建筑物包围，无法扩建，大大限制了香港的国际连结，必须另建新机场。港英政府在六四镇压后为显示对香港未来的信心，推出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基建发展计划，除了新机场外还有机场高速公路和铁路线、全球最长的公路铁路两用大桥，以及铁路沿线的城市发展，合称之为“玫瑰园计划”。中方对此却十分担心，怀疑港英政府刻意要在1997年之前把政府的储备全数花光，于是两国又就机场计划展开谈判。

 

政改争拗最后以“另起炉灶”结束，中方不承认英方提出的1995年选举方案，另行成立“临时立法会”于1997年接手立法局，1995年选出的立法局议员不能自动成为特区的第一届立法会议员。新机场协议经多番修订，最终位于赤鱲角的新机场在1998年启用，港英政府也为特区留下3,000亿港元储备，远比协议规定的250亿港元为多。不过，在这些关系到香港前途的谈判当中，香港人无从参与，香港记者往往只能在多次闭门会议的前后探取风声，透过两国代表的片言只语来捕风捉影。对此，不少香港人对无法掌握自己的未来感到越来越不满。

 

从中英谈判和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草议开始，香港人就被排除在决定香港命运的过程当中。香港革新会在1982年的民意调查就显示，有七成市民希望香港在1997年后维持为英国殖民地，一成半的市民支持改由联合国托管香港，只有4%的市民支持被中国收回并受中国管治。1983年时又有签名运动，多达63万个签名支持维持现状。这些数据和中国官方传媒经常宣称的“香港同胞热切期望回到祖国怀抱”的说法，可谓差天共地。

 

本来“一国两制”的设立是为了释除香港人对中国管治的疑虑，但谈判过程却没有港方的参与，中方坚持只和英方直接对话。当时香港舆论有所谓“三脚凳”的说法，即谈判过程要有中、英、港三方的参与才能稳健。然而邓小平在1984年会见香港的议员代表时，明确表明：“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再看同期香港观察社的民调，95%市民认为香港人应该有份决定香港前途，其中拥有专上教育程度者更是100%认同，可见诉求之广和落差之大。

 

香港社会有“夹缝冤屈”？

 

1990年代初新一波的中英争拗，再次突显了香港人对自身前途的无力感。而经历过“八九民运”的洗礼，不少港人对于政治参与变得更为进取，认为要让香港人自己发声，也有所谓“夹缝论”的出现，主张香港人不应再被动地为“英国殖民主义者或中国权威主义”所戏弄（周蕾）。类似的诉求在流行文化中也有出现，如乐队Beyond 在《爸爸妈妈》一曲当中，就把中英两国争拗理解为父母争吵，然而香港这个孩子其实已经长大，可以决定自己的前途：

 

爸爸要争论昨日是谁错　妈妈她心里一把火

乖乖已长大莫问是谁错　只想你一句讲清楚

 

过渡期里　战斗未曾过去

我被遗弃　太过令人费解

 

爸爸他说妈妈真失败　今天真正主角是我吗

爸爸请你归家休息吧　今天真正主角是我吗

 

//《爸爸妈妈》 1993 主唱 Beyond 填词黄贯中//

 

到了学术界，“夹缝论”的出现却引来不少批评。有学者虽然认同其表达的不满，却同时认为背后的分析很容易把香港本质化，不利于香港社会反省自身的不足。例如当香港人要高举资本主义来对抗当时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时，便会忽视了香港经济制度中的一些弱点，如对劳工保障的不足。学者孔诰烽当时就直指“夹缝想像”的问题在于“构作（／强化）了一个资本主义、中西混杂兼容并包、安定繁荣、有民主、有自由、有法治、有人权的『香港』自我；同时也构作了一个心胸狭窄、骄傲自大、社会主义的『中原文化』他者”，却绝口不提“近年港商大举北上，大陆的劳工、天然资源、市场甚至女性全成为他们的剥削对象”，未免与香港人的夹缝冤屈描述格格不入。因此，相对于把香港的问题简化为中英两国欺负香港，应该说是海外、国内以及本地的权贵阶层利用转变的时机大捞一笔，受害的实是各处的低下阶层。

 

不过，这些讨论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学术界当中。实际上越靠近九七，主流社会中的悲观情绪便很快被另一种近乎盲目乐观的表现所盖过。这不是说当时的香港人不再忧虑，反而更像是在没有其他出路的前提下，选择幻想明天必定会更好，作最后的自我陶醉。

 

延伸阅读：

 

史文鸿（1993）：〈近年港产片中大陆人的典型化问题〉，史文鸿、吴俊雄编《香港普及文化研究》，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孔诰烽（1997）：〈初探北进殖民主义：从梁凤仪现象看香港夹缝论〉，陈清侨编《文化想像与意识形态：当代香港文化政治论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吴俊雄（2002）：〈寻找香港本土意识〉，吴俊雄、张志伟编《阅读香港普及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香港兒女台鑒：

我等為一眾入境事務隊隊員，向以把關香港為己任。吾等定必竭盡所能，維護法治，保土安民，捍衛我城。

制服之下，當先為香港人。唯香港警察行私刑、阻救援、擋遊行；奪被捕者之權利，侵香港人之自由。警察既為執法者，毫不守法，亦無尊重，屢於各場合及媒體前挑釁市民，舉手投足，儼如土匪；喝罵及稱呼示威者、記者、議員甚至平民為「曱甴」、「暴徒」，又自創辭彙肆意辱罵女性，形同流氓。此等賤視市民之言論，出自堂堂最大規模執法者之口，綱紀廢弛，不成體統。

警察濫權，每況愈下，屢屢犯錯而無人可阻，合法武器，不法使用；又肆意竄改武力等級，視武力守則如無物，遇觀星筆即如臨大敵，水樽亦恐作襲警之用，卻對持棍持刀者視若無睹，作壁上觀。警察手執武器，或盡皆虛發，或以胡椒噴劑擊頭，匪夷所思，猶如脫韁野馬，全違武器使用指引，更惶論拳打腳踢等私刑。

我等同屬紀律部隊，深知對武力之使用限制，極有要求。但凡武力之使用，皆以點到即止為原則。對方停止反抗，我方亦停止武力。武力亦須為逐級增加，而非立即提升到致命武力。我等於學堂受訓之時，教官三令五申，必須以眼親試胡椒噴劑之威力，毋忘切膚之痛，切勿濫用武力。此為克制，此為專業。然而政府及警方動輒以前線大壓力為由，縱容警暴，拖行市民，又向離散中之人群，作行刑狩獵式槍擊，又所執何法？克制專業何在？

緊急法及禁制令頻頻出現，無戒嚴之名，行戒嚴之實，向港人之自由步步進逼。藉詞保護警察私隱為名，禁選舉查冊以及公開警員及其家屬資料，儼如特權階級。敝部門亦疑因此仿傚，收緊多年來生死婚姻證明之查冊要求，非當事人授權不得申請，對調查社會大事，實為一大阻礙。

「蒙面法」生效後，市民口罩戴不得，警察卻可幪面如鼠輩，無證若歹徒。敢問有何公職人員於市民面前辦公，斗膽隱藏容貌、姓名、編號以至委任證？市民投訴無門，原告變被告者屢見不鮮。服務民眾，誠不可欺也。而休班警更獲派伸縮警棍、胡椒噴劑等武器，無紀律部隊之責，行秘密警察之實。及後擅闖民居，濫捕破壞，欺凌弱小，迫市民俯首下跪，行如納粹，形似皇軍，恬不知恥。所到之處，皆一片狼藉，老弱婦孺，無一幸免。市民看在眼內，斥罵之聲，不絕於耳。

警方高層圖以記者會公器私用，信口雌黃，愚弄市民，混淆視聽，更妄稱記者會乃其主場，視記者為敵，卻不知早已淪為笑柄；及又倒果為因，包庇下屬，指鹿為馬，早已失信於民。警方低層更妄自尊大，不學無術，多次恃協會名義，斥責四方，越俎代庖。甚至香港政府第二把交椅之政務司，亦同遭指責，令人咋舌。及後更越洋過海，要求英國國會議員道歉，見識之淺陋，貽笑大方。

現代社會中，但凡公僕，皆因人民分身不暇，能力有別，乃納稅授權其服務民眾。警察之所以權大，只因所管之範圍廣泛，如此而已。惟警察不知事理，倒果為因，多次蔑視同仁，唯我獨尊，於消防及醫護等救援時肆意阻攔，稍不合意，即恐嚇襲擊，儼如恐怖份子。同為公僕，當以民為先。鏡頭之下，屢屢非以救急扶危為要任，卻以凌辱市民為樂，賤人命如草芥，視平民為讎寇。鏡頭之後，又容不下半點批評之辭，擅自撤離醫院警崗，器量之狹窄，智力之低下，更遜黃口小兒。而男警恣意觸摸女性，擅闖產房，視男女之防如無物。我等大好兒女，竟與這種人齊名！

示威者犯法，自有法律制裁，惟警察徇私枉法，違規違紀，踐踏基本法；又毆打人民，與民為敵，有恃無恐，既無中立可言，亦無法治之說。吾等皆悲憤莫名，卻無從追究。政府與警隊理當先正己而後正人，重回現代文明社會之道，勿再令其他公僕蒙羞。

整肅警隊，刻不容緩。

人民公僕，尤以執法人員者，應持正守中。眼下香港禮崩樂壞，政府須對症下藥，從善如流，方為出路；若執意妄為，指鹿為馬，倒行逆施，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則離香港之沉淪不遠矣。

香港正值風雨飄搖之時，吾等既為人民公僕，自當身土不二，以身作則，維護法紀，與民同行。政府施政無道，警察執法不公，罄竹難書。若再增添警力，以暴制民，棄政治問題而不顧，妄圖號召全體公僕與民為敵，助紂為虐，押上公務員百年聲譽，對此我們絕不噤聲，亦絕不同流合污。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一眾入境事務隊隊員謹啟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225-%E4%BD%8D%E5%85%A5%E5%A2%83%E4%BA%8B%E5%8B%99%E9%9A%8A%E9%9A%8A%E5%93%A1%E8%81%AF%E7%BD%B2%E8%81%B2%E6%98%8E/

因为国民教育从一开始就搞错了香港出现身分认同之争的实际原由。谈到过去数年来中港两地政府对中港矛盾上的政策回应未能对症下药，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国教科）的争议可谓其中一个经典案例。社会舆论对在中小学课程中讨论国家议题甚至国民身分本来并没有一面倒反对，但当社会发现政府建议设立的国教科具体内容不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所激起的反弹随即一发不可收拾。

当推动身分认同成为政策目标

过去港英政府从来没有开宗明义地强求香港人在文化身分上变成英国人，香港人身分认同的改变虽然和各种政策相关，政府却通常倾向潜移默化。香港人喜欢看英国的足球联赛就是一例。然而自特区成立以来，身分认同本身成为了政府政策的明确目标， 因香港身分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冲突因而提升。在特区年代，各种加强中国认同的公共政策不停推陈出新，政府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任务。身分认同在民间议论的层面尚可容许一定程度的模糊和不同解读，然而变成政府施政后却往往不得不面对想像和现实之间的落差，社会矛盾因而扩大。

举个例，在中国大陆的爱国主义教育当中，“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化虚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作为一个法理定义之间的落差，很容易会被忽视。如果我们愿意从客观学究出发，本来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逻辑分野：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换言之是政治概念先于民族概念。例如，中国境内的俄罗斯人会被称为中国俄罗斯族，但在中国境外的则纯粹只是俄罗斯人，尽管两者文化生活习惯可以完全一样。因此，如果我们反过来说因为某一群人是中华民族，例如说台湾和中国大陆都是“同文同种”，因而推断他们所住的地方应然是中国国境，并以此作为国家政策的基础时，这是严重的逻辑颠倒。

类似谬误在中国大陆的国族主义宣传当中可谓俯拾皆是，只因言论限制而很少会被公开质疑。爱国歌曲《龙的传人》当中“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说法，把认同感建基于生物表征，其实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也和中国宪法中反对“大汉族主义”的要求相违背。值得注意的是，爱国主义教育在中国大陆本来就有明确的政治背景。有学者指中国政府在“八九民运”后大幅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因为理解到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过去的革命意识形态已渐失效，所以要通过制造新的论述来巩固政权认受性。

中国大陆的爱国教育对国族问题的处理往往蒙混过关，但香港本身文化多元、面向世界，而且政府施政一向讲求严谨慎密，所以以身分认同为目标的公共政策就很容易处处碰钉。2012年政府强推的国教科，具体的课程内容设计就正正跌入这个误区。表面上，这场反国教科运动很容易会被误认为纯綷是香港人对中国认同的反抗。事实上，运动的出现却是因为政策所建基于的身分想像，和它所处的客观现实之间，有不能排解的差距。

公民教育与国民教育

特区政府之所以要推行国民教育，是因为中国政府把前文提到的各种中港矛盾理解为“人心未回归”的表现，是香港人对中国认识不足所致，并认为只要香港人认识到香港和中国命运相连，认同中国的发展道路，各种中港矛盾自然能有效疏导。2007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香港，提出“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往后数年，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每年都在《施政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国民教育，并于2010年提出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于2012年6月推出课程指引，并要求于9月新学年起成为中小学的必修科。

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必先面对法理上“香港居民”的定义和中国认同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如前文所述，香港居民和中国公民这两个概念交叉但互不从属（见问题11），例如香港有很多不是中国公民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没有归化入籍的南亚少数族裔）。不少中国大陆的舆论在批评香港政治时，往往怪责香港人没有自视为中国人。即使时任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郝铁川谈及国教科时，也表示既然香港已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人不是中国人，请问是哪国人？”他身为负责香港事务的中国官员，对香港的现实竟然如此不掌握，难怪中国政府的各种政策出现严重失误。

之所以要强调香港人和中国人法理上的区分，是因为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政府把认同议题当作公共政策推行，必然会受到法理上的诸多挑战。当特区政府提出国民教育的时候，其中一个最先被关注的争议点，正正是少数族裔的处境。当《基本法》明确指出非中国公民可以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特区政府却在教育政策中提倡香港人有爱国的义务，两者之间便有明显冲突。要求香港永久性居民当中的非中国公民多理解中国事务并无不妥，但要求他们对中国表现出爱国情操便明显地不合理了。

查看官方的课程指引，不难发现当中对认同问题采取原生本质主义，通篇充斥“中华民族血浓于水”、“同根同心”、“祖国同胞”等的用词，实质上违反了中国宪法对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定性。这些强调“血脉相连”的想像，其实是一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现代社会强调身分认同是社会建构使然，利用生物学的措辞把身分角色强加于人，从近代史的经验来看十分危险。

不少舆论指出，香港的中小学教育当中本来已有公民教育的元素，即学习个人在社会和政治参与时的权利和义务，例如学习政治制度和讨论公民权利。对于这方面的教育工作，社会各界甚少质疑，只嫌做得不够。然而国教科却超出了这个相对客观的范围，对学生作出情感上的要求，例如提出“情感层面”的评估，要“由接触到触动”，教师和学生之间要“彼此激励，孕育真情”。这些要求和香港实际的多元社会环境有明显冲突，情感评估更被批评是“洗脑教育”和“公然鼓吹虚伪”。当公众注意到官方教材强调情感教育时，更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例如有教育局的教材建议学生参观圆明园的时候要举起右手起誓“毋忘历史”和“贡献祖国”，又有工作纸引导学生分享听到国歌时会否“感动流泪”，与强调理性思考的公民教育理念相违背。

有记者特别访问了加拿大的教育官员，解释一个自由社会中的“国民教育”应该是怎样的。相对于要学生见到国旗要自豪，加拿大的做法是解构国旗设计历史所反映的族群争拗；相对于教导学生爱国，加拿大教导学生“国家”是政治过程中的一个产物；相对于讲求“团结和谐稳定”，加拿大教导学生人民与政府抗争的历史；相对于强调国家发展和机遇，加拿大更强调国家曾犯过的错误，并会向人民道歉和赔偿。有舆论看到这些国际例子后，认为要在香港办国民教育，认识国歌的时候也必须说一下填词人田汉如何在文革期间被活活逼死，国歌也曾经改用新歌词，“冒着敌人的炮火”变成了“高举毛泽东旗帜”。

//“反国教”游行标语//

国民教育受挫的教训

反国教科运动在2012年9月进入高峰。自9月1日开学日起，连续9天晚上有数以万计市民在政府总部外集会抗议，学生、教师和家长绝食，“反国教”成为刚上任行政长官的梁振英的首个政治炸弹。到了9月9日，梁振英宣布取消国教科3年开展期，抽起“当代国情”部分，并于10月正式搁置国教科课程指引。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运动的成功在香港的反对运动中有其独特性。带头的学生组织“学民思潮”以一班中学生为核心，他们过去没有任何政治参与的经验，因而也没有任何包袱和私怨，才能取得普遍市民的同情和认可。运动本身亦容许了不同立场的抗争者参与，无论是“爱国不爱党”还是全面抗拒中国认同的抗争者，都可以在运动中共存。

//“反国教”游行标语//

虽然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因为反国教科运动而落幕，不过香港政府对国民教育的推动没有停止，改为推行“没有国民教育科的国民教育”。例如近年来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就大力资助香港学生到中国大陆交流，中国教育部提供每人每日550元人民币的补贴，香港政府又为每名香港大专生提供3,000港元的旅费资助，使得不少交流团变相费用全免。另外，由于香港的教科书出版商大多都已被收编，与中国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见问题28），不少教科书都渗入“爱国原素”，例如加入升旗礼感受的阅读教材等。此外，又有意见认为学校应加强中史教育来强化国家认同，但亦有历史学者批评，香港的中国历史教育过去往往以大一统视角和汉族中心主义去书写，既不客观，也无助学生认清历史。国民教育科虽然已经被抽起，但国民教育的争议在香港仍然持续。

反国教科运动显示，体制上层在香港身分认同的问题上与社会严重脱节。国民教育遇上挫折，说到底是因为其出发点本身就是基于一系列的谬误：先假设认识中国只有一种正确的方法，而基于这种方法自然就会得出爱国的情感；香港人只不过是因为被过去的殖民统治所蒙蔽，没有用正确的方法认识中国，只要在教育上拨乱反正便能在认同问题上重回正轨。

这假设最少有两个问题：首先，如前文所述，香港人的中国认同一直十分丰富，对中国并非毫无认识，而认识的方法比在审查监控下的中国大陆更为多元丰富。再者，香港人过去的中国认同感并不算低，出现大幅逆转只是近数年的事，而且集中在年轻人之间发生。他们大多都是九七后出生和成长的，但他们对中国认同的抗拒程度远高于在英治时期成长的香港人，所以“受殖民统治蒙蔽”的说法更像是为特区管治失败找借口。

至于为什么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会越来越抗拒中国认同？国民教育争议表现出来的其实只是病征。要寻求病因的话，得从文化走进政治，看看香港特区的政治制度出了什么问题，使得不少年轻人恨不得要和中国一刀两断。

 

 

 

延伸阅读：
Morris P and Vickers E (2015) Schooling,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Hong Kong: the 2012 ‘Moral and National Education’ crisis in historical context, Comparative Education 51:3, p305-326.
曾荣光（2011）：〈香港特区国民教育的议论批判〉，《教育学报》第39卷第1-2期，页1-24

香港认同和中国认同本来不一定互相排斥。在香港有史以来的绝大多数时间中，香港认同和中国认同有着微妙的共生关系。香港认同既和中国认同相关，又刻意有所区隔。这种“既中国又非中国”的态度，在不同时代和环境各有演绎。

 

首先，所谓中国认同在香港人眼中可以有甚为不同的理解：它可以是指古典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也可以是指政治上对共产党或国民党的效忠，亦可以是指社会主义中国以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生活经验，三者既可相依亦可相距，按不同时代和人群而异。例如不少香港人会一方面以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为荣，同时认为无论共产党或国民党都不能代表中国。事实上，早在民国初年，港英政府意识到中国的政治混乱可能会影响到香港的稳定，于是刻意在香港的教育制度当中多讲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在香港社会建立一套超越当代中国政治的中国认同，而这点在二次大战后国共斗争炽热的岁月变得更为重要。

 

从难民心态走向“舢舨想像”

 

至于对香港本身的认同，上文提及到了1970年代末，香港已和原来的难民社会有明显分别。难民社会的特征是有一大批人被迫迁移至此，而到达后因为人地生疏，往往经历社会地位向下流。为了讨生活，这些人大多不介意重新开始，由低做起，把向上流动的渴望放在下一代身上。这不是说他们就没有不满，也不懂得抗争。事实上，香港历史上最暴力的抗争正是在难民时代发生的，如前文提到的“双十暴动”。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谈不上对香港有太多的归属感，只为仍然存活而庆幸。不过当这个社群稳定下来后，新家园的建立就趋生了新的认同。

 

这种“一起重新开始”的认同感，在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流行文化中特别普遍，例如1981年首播的无线电视剧集《前路》，就以主角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在香港挣扎求存的故事为题材。该电视剧的主题曲《东方之珠》由著名华人歌手甄妮主唱，当中副歌一段“若以此小岛终身作避世乡／群力愿群策／东方之珠更亮更光”可谓时代写照。

 

//《东方之珠》1981 甄妮主唱 郑国江填词//

 

同期类似的作品还有1979年首播的无线电视剧集《网中人》和《抉择》，故事大纲都是新移民在港重新起步的故事。当中《抉择》的同名主题曲（由林子祥主唱），可谓描述移民落地生根心态转变的经典。

 

几多往时梦　几许心惆怅

别了昔日家　万里而去　心潮千百丈

收起往时梦　抛开心惆怅

任那海和山　助我寻遍　天涯各处乡

 

闯一番新世界　挺身发奋图强

要将我根和苗　再种新土壤

就算受挫折也当平常　发挥抉择力量

再起我新门墙　似那家乡样（胜我旧家乡）

 

//《抉择》1979 林子祥主唱 黄沾填词//

 

这首歌的填词人是香港流行文化的一代鬼才黄沾。按他生前所述，这首歌是他逾千首作品之中最喜欢的一首，甚至比后来被誉为香港非正式代表歌曲的《狮子山下》更喜欢。黄沾原名黄湛森，1949年，年仅8岁的他随父亲从广州逃到香港。对他来说，前来香港的这个“抉择”改变了他的一生。而他的成就和贡献，都是“发挥抉择力量”所带来的。这首歌只有短短100字，已说明他身为移民对香港的感情和盼望。其中副歌的最后一句，第一次唱的时候是“似那家乡样”，对故乡仍有思念之情，但到了歌曲完结时，这句却变成“胜我旧家乡”，说明新的认同感已通过在香港过新的生活而建立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重新起步”为题的文化产品当中，往往会用到“天涯”和“小岛”等的词语来描述香港，并把这些词语演绎为正面描述。这种取态，可称之为一个从难民心态走向“舢舨想像”的改变。

 

舢舨是华南常见的平底木船，通常沿岸航行，经不起大风浪。“舢舨想像”是指那些一同逃到香港的难民及其后代开始意识到，他们分享着同一种经历：香港是他们离开中国政治风暴的一艘救生艇，他们能够在香港这个比当时中国大陆相对安全的地方挣扎求存，要好好互相帮助，以求同舟共济。如在《狮子山下》一曲当中，就有“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和“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两句打动人心的名句。在此，香港在中国的边缘位置成为一件香港人赖以为生甚至是可引以为荣的事情。在临近1997年的时候，香港话剧团、香港中乐团及香港舞蹈团联手创作一出以回顾香港历史为题的音乐剧《城寨风情》，当中的主题曲也有一句“山穷将山扩／狮山有金光／水尽碧海之滨建天堂”，同样赞颂香港的边缘位置为香港人留下一条生路。

 

//《狮子山下》1979 罗文主唱 黄沾填词//

 

褒港贬中，亲情未了

 

这种边陲与中原相对应的比较，更明显反映了香港人身分认同的诞生和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看法，两者不能分割。正当香港在1970年代快速现代化的同时，中国大陆却陷入文革混乱，更经常有武斗的死者被“五花大绑”掉落珠江，尸体随潮水冲到香港沿岸，向香港人提醒中国大陆的混乱和香港的相对稳定之别。到了文革结束，中国大陆的民众终于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社会差距已经拉得很远。前文提到的电视剧《网中人》，当中由廖伟雄饰演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程灿”，其土气形象便象征了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差别，“阿灿”也成为不少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移民带有贬义的称谓。

 

流行文化对建立香港身分认同可谓功不可没。1960年代启播的无线电视是当时香港重要的大众误乐，及后多间电视台常以电视剧作为互相竞争收视的主力，上述的电视剧成为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香港大多数人都在看同一套电视剧，唱同一首粤语流行曲，一种自成一格的认同感便由此而来。学者马杰伟认为六七十年代的流行文化“吸收了西方的成分，改造了中国文化的特性，连结了本地的经历，并凝聚成一种独特的港式生活”。

 

说回香港流行文化中的中港差异，类似的描述可谓历久不衰，例如在1989年初上映的电影《合家欢》，主角许冠文饰演一名香港基层家庭的大陆亲戚，因为不谙港人文化而处处闯祸，例如以为男厕尿兜的自动冲水是供人洗手之用。不过，尽管这个时期的各种流行文化产品时常以嘲笑大陆移民为题，却同时不否认香港与中国大陆的感情连结，通常最后都以大团圆结局告终。在《合家欢》当中，许冠文本来被香港家人利用骗取保险赔偿，最终各人良心发现，明白亲情更为重要。

 

刻意拔高香港同时贬低中国大陆的二元结构，可说是香港认同一直以来的重要元素。来到19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香港社会人心惶惶。正当香港认同要建立起来的时候，港人旋即就要面对重回中国管治的前途问题，加上当时的中国只是刚刚走出文革阴影，普罗大众难免对前途失去信心。如何排解这个信心危机，以及解决香港认同与中国管治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课题。直接一点说，当香港人无从选择自己的未来，便只好改变自己的心态，一方面尝试保持和突显香港的独特性，一方面想像香港和中国的恰当关系。

 

前面提到的填词人黄沾也看到这个问题，而他的答案就是《这是我家》一曲。1986年，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伊丽莎白二世）访问香港，当时距离《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完成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其访港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就是要表达英国政府对处于过渡期的香港仍然会承担责任。到了访港行程的最后一天，香港政府在红磡体育馆举办了香港青年精英大汇演，压轴演出的歌曲就是黄沾填词的《这是我家》。

 

//《这是我家》1986 群星合唱 黄沾填词//

 

尽管这首歌是在英女皇访港的大汇演中演出，但毕竟英女皇不懂得广州话，这首歌的献唱对象明显不是她。这首歌的对象是电视面前数以百万计的香港市民，而歌词的内容正正是要定义“香港认同”。首先，歌曲是以中国作曲家王洛宾等搜集的民曲（如《青春舞曲》和《康定情歌》）为基础重新编曲，再以广州话谱上新词，本身就反映了香港社会的华人文化基础。歌词方面，大多以香港当时的快速发展为主题，如“地铁飞奔到观塘”和“东区快车涌去走廊”，也回应了香港当时与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合称“亚洲四小龙”的地位。

 

以“民族世界岸”与“不一样的中国人”自居

 

不过黄沾并没有把歌词停留在物质生活的描述，而将之提升到精神层次，歌颂香港人勤奋向上的精神。在此，他利用了前文提到主流印象中的中港二元结构，用歌词营造一个自由和充满活力的香港，暗地与当时凡事讲政治立场、让人感到刻板落后的中国大陆相对应。他甚至毫不忌讳地在歌词中放入“维园自由唱”的说法，把维园作为香港言论和表达自由地标的角色点出。

 

不过此曲最激进的地方，还要说到副歌一段：

 

这是我家　是我的乡

是民族世界岸

是我的心　是我的窗

是东方的新路向

 

欢欢喜过日　开开心渴望

中西客　香港客　携手合唱

 

短短49字，黄沾重新定义了香港的世界定位。首先，香港不再只是香港人的家，更是香港人的乡，这和过去难民社会中常见的中国乡土追思心态有明显差异。与此同时，香港却又是“民族世界岸”和“东方的新路向”，当中所指的固然是中华民族。在英女皇面前，一大群香港人高唱自己能够如何贡献中华民族，本来应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然而在这特定的时空背景，却明显有助稳定民心。此时的香港人既认为香港和中国大陆有别，却同时不否认两者之间的情感纽带。如是者，一方面把中国大陆定义为封闭落后，另一方面把香港定义为打破这个封闭落后的窗口，香港人自持的先进性就不用害怕因为连接中国大陆而消失，反而可以成为港人的优势，进一步强化香港认同。

 

自视香港为引导中国大陆走向世界的领航者，在今天的目光看来未免狂妄自大。然而回到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这想法却不是那么的不切实际。首先，当时的中国大陆无论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确实都远比香港落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亟需来自香港的资金和信息网络，香港的确扮演了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角色。与此同时，香港的流行文化如电影、电视剧和流行歌曲，在中国大陆还未建立起自己的偶像系统之前也是大卖特卖。如果把“文化”二字的定义扩展到管理制度，当时的中国大陆企业更兴起标榜“港式管理”，与过往国有企业不重视以客为尊的服务态度区分开来。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大陆确实希望走向世界。1980年代中期的中国大陆，可谓近代中国最为开放的时代，各种思潮从世界各地涌入，而中国大陆对这些外来的想法都抱持开放的态度。当时流行说“与国际接轨”，这句话本身就意味着官方承认了国际标准的存在，而且是中国大陆要学习的对象。这和今天的中国大陆强调的“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有差天共地的分别。中央电视台在1988年播出的纪录片《河殇》，更是大力批判中华传统文化故步自封，认为中国的未来在于拥抱“蓝色海洋”文明，轰动当时社会，引发大众热议。当时中国大陆言论空间之广阔，社会对不同未来的想像和探求，都予人充满希望的感觉。

 

在这一系列的时代背景之下，黄沾把香港说成是“民族世界岸”，就不是那么纯粹的自大、空想和自我安慰。他所代表的想法是，既然主权移交是无可避免的，那么香港人的最佳选择除了离开香港，就是用尽各种手段把中国大陆变得更像香港。这样下来，说不定到了1997年的时候，无论是文化、经济或社会习惯各方面，都会是香港收回中国而不是中国收回香港。

 

总的来说，回到七八十年代香港认同刚成形的时候，香港人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认同，而是更大程度上是以“不一样的中国人”自居。然而当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消失，香港认同以及其与中国认同的关系也无可避免出现了改变。

 

 

延伸阅读：

马杰伟（1996）：《电视与文化认同》，香港：突破出版社。

张美君（1997）：〈回归之旅：八十年代以来香港流行曲中的家国情〉，陈清侨编《情感的实践：香港流行歌词研究》，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页45-74。

 

 

香港认同的起点，在于香港人意识到自己虽然和中国大陆相关，却又有所不同。

 

在中国大陆讨论香港政治，很多时候都会听到“因为中国和香港的社会文化同源，香港理应是中国一部分”的说法。到底两个文化要有多大的差异，我们才能将其政治上的分或合视为合理，其实从来没有客观标准。毕竟，世上两处文化相异却同为一国，或两处文化相近却分为两国的例子，数之不尽。美国独立的时候，搞独立运动的人和他们要脱离的英国皇室一样都讲英文，不见得有人会声称“既然说英文就要承认自己是英国人”。与此同时，现在的美国没有法定语言，在纽约州考驾驶执照可以用13种语言回答笔试，又不见得美国因此面对分裂危机。很明显，文化和身分认同的关系并非必然，与其强求定义，不如让当地人述说自己的身分认同更为合适。一个地方的内在认同，来自当地人对自身的探索，香港人和香港认同也不例外。

 

要讨论香港人书写的香港故事，并不是因为来自香港本土的香港故事特别准确。正如自传通常都带有十分明显的主观判断，香港人自己写的香港故事难免都会隐含偏见。被传诵的香港故事难免都会被主流观点所垄断，少数人的声音例如少数族裔的故事通常都被忽视。不过在认识到这些限制的前提下，讨论香港人身分认同仍然是理解香港众多社会现象的重要线索。

 

有关身分认同的研究，往往会由人口政策、文化产品和政治背景说起。

 

人口结构转变催生港人身分认同

 

人口的流动和人口结构的改变，对身分认同起着决定作用。不同年龄的人因为经历过的社会事件不一样，会产生不同的身分认同。香港作为一个移民社会，要诉说香港人的身分认同，也不得不先从人口说起。由二次大战完结到19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展开谈判期间，香港的人口结构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变化可谓直接决定了后来香港社会的精神面貌。

 

当香港于1941年被日军占领的时候，人口有一百多万。到了1945年二战结束时，因为战时不少人返乡避难，香港人口只剩约60万人。然而到了1949年，人口总数却暴增至220万。很明显，这些新增人口不可能全都是在战争期间离港避难的香港居民，或战后在港出生的婴儿。

 

让我们把目光放远一点。正正在这4年间，中国大陆的内战形势逆转，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大批国民党人、资本家、文人以至一般老百姓为了逃避共产党而前来香港，组成了战后香港人口的主要部分。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说：所谓香港人，主要就是一群因为害怕共产党而逃出中国大陆的人，及其后代。从这句话出发，很多香港人的特质和对中国大陆的态度，以至香港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都变得有迹可寻。

 

这些百万计的南来避难者当中，有来自上海的资本家，他们带着资本和企业精神来港，大大推动了战后香港的工商业发展。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身就是在上海出生，刚好正是在1949年，也就是他12岁的时候随父亲董浩云来港。董浩云在上海的时候创立了中国航运公司，来港后又创立了东方海外，继续国际航运事业。除了航运业，早期香港最先发展起来的还有纺织业，著名企业有江苏唐炳源来港设立的南海纺织，后来又有上海查济民创办的中国染厂和浙江陈廷骅的南丰纺织。当时的纺织业可谓都是上海华商的天下。

 

此外，避难者当中还有不少文人，如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点名批判的中国史学大师钱穆。他和当代哲学家唐君毅及其他南来文人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而新亚书院后来成为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创校成员书院之一。香港中文大学的另外两所创校成员书院，即联合书院和崇基学院，同样与中国大陆有密切渊源。它们源自于从中国大陆高等院校南迁至港的师生，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等。

 

再说下去，还有数之不尽的故事，当中不少已成民间传奇。例如咏春发扬人叶问，便据称是在1949年时因曾经参加国民党中统组织，担心被清查而来到香港的。他在香港深水埗的会馆授拳，在此把其武术心得发扬光大，而他的其中一名徒弟，正是后来风靡全球的传奇巨星李小龙。

 

至于一般逃难来港的平民百姓，他们一开始也未必想到会在香港成就什么事业，当中不少人更有可能是希望当中国大陆的局势转为稳定后，便会回流大陆。港英政府一开始也是抱有这种想法，因此对中国大陆的移民采取较容忍的态度。然而当时的中共政权并没有为中国社会带来稳定。相反，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及后还有文化大革命的文斗武斗，不单使得逃难来港的移民失去回流的可能，而且还令更多人想尽办法从中国大陆前来香港，离开动荡不安的环境。到了1970年代初，香港人口已增加至400万。

 

面对庞大的人口压力和国际政治环境的转变，港英政府也开始正视中国大陆移民的问题，并加强了对移民的管制。自1974年起，港英政府实施了“抵垒政策”，中国非法入境者若在偷渡香港后能抵达市区（以界限街为界），便可在港居留。这个政策到了1980年结束，改为实施“即捕即解政策”，非法入境者一经发现便会被遣返大陆。

 

与此同时，法例又规定市民要随身携带身分证以备警察截查，身分证也成为了寻找工作和获得政府服务的必要条件。按学者谷淑美的分析，港英政府这个收紧移民管制的过程，让“香港人”和“中国人”在法理上出现分野，也为是否身为“香港人”带来了实际上的意义。政府这个本来为了加强社会管理的政策，恰恰为香港身分认同的出现制造了客观条件。

 

麦理浩——香港认同的奠基者

 

要说到政府功能扩展和港人身分认同冒起的关系，则必须讨论自1960年代末开始，港英政府所促成的建设和管治改革。

 

自香港开埠以来，港英政府都视香港为英商谋利的窗口，并没有太大意欲全面改造华人社会。当时政府的职能也十分有限，以免在财政上对宗主国或纳税的企业和精英阶层构成负担。战后大量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涌入，使香港处于国共敌对的夹缝之中，对港英政府的管治构成很大压力。香港在1950年代就发生了多次暴动，其中1956年的“双十暴动”，导火线就是有政府职员拆除悬挂在徙置区大厦外墙、庆祝中华民国国庆的大型“双十”徽牌，结果引发香港史上最血腥，被捕、定罪和死亡人数最高的一次社会冲突。到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思想蔓延至港，又引发了“六七暴动”，并成为香港近代史的分水岭事件。

 

1966年12月，澳门发生严重警民冲突，最终导致澳葡政府的管治威信丧失，亲中社团全面主导澳门社会。受澳门的事件激发，香港的左派分子也开始推动激烈抗争，事件由工厂劳资纠纷开始，升级为反对港英政府的全面斗争。当时，左派社团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发动群众到港督府示威，挥动《毛泽东语录》，并且在民间发动罢工罢市。

////工商日报报道“六七暴动”期间亲共暴徒所放炸弹杀害无辜儿童////

 

到了1967年7月，冲突不断升级，左派制造土制炸弹袭击警察，暴动期间发现共八千多个怀疑炸弹以及一千多个真炸弹，造成无辜死伤。有左派学校的学生在学校实验室制作炸弹时被意外炸断左手；当时香港商业电台主持林彬经常在节目批评讽刺斗委会，引来左派激进分子在他上班途中截停他的汽车，并把他活活烧死。到了1967年12月，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下令左派停止制造真假炸弹，暴力浪潮才告平息。

 

“六七暴动”对香港社会影响深远。当时许多人本来正正是为了逃避共产党才来到香港的，左派社团却把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带来香港，激发群众不满。被指发动暴动的港九工会联合会（现称“香港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的会员人数大幅下降，亲中报章的发行量大不如前，中共在港的不少地下组织也因而曝光。暴力抗争带来的死伤，也开启了往后数十年港人对非暴力抗争的执着，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变。对于港英政府来说，暴动则让他们意识到其管治模式要作出重大调整。他们发现当香港社会无法维持稳定，则其经济功能也不能发挥，甚至会提供机会让共产党干预甚至接管香港。

 

在这背景下，再加上英国内部左翼政治抬头，以及英国要为未来的中英前途谈判作准备，于1971年来港就任总督的麦理浩于是带来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主动促进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针对社会不平等，他引入《劳资关系条例》、改革公共援助制度，又确立收费低廉的公共医疗制度。面对贪污横行，他成立了廉政公署（ICAC），彻底改变了当时在各政府部门盛行的腐败作风。为了让年轻人有出路，他落实了九年免费教育，成立了香港理工学院。城市发展方面，他开始了十年建屋计划、居者有其屋计划，并兴建新市镇、地铁和海底隧道，而且把九广铁路电气化。与此同时，喜爱大自然的麦理浩又在极短时间内大笔一挥，把香港的四成土地列为郊野公园，以作康乐、保育及保护水源的用途，为挤迫的香港留下一片绿。至于麦理浩自己最铭记于心的政绩，倒不是任何城市建设，而是由他创立至今仍旧每年举办的“香港艺术节”。

 

可以见到，今天许多香港人引以为傲的城市建设、管治制度和生活品质，都是麦理浩年代带来的。现在问及中年或以上的香港人，不少都会认为麦理浩才是香港发展的奠基者。对于港英政府来说，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也有利他们维持管治，甚至成为日后和中国谈判香港前途的筹码。1970年代香港的急速发展，为“香港人”的自身认同带来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基础。

 

“第一批本土香港人”诞生

 

以人口学来理解社会转变的一大特色，是很多现象都可以通过简单的数学得出分析的基础。当一大批的移民在1950年代来到香港并生儿育女，形成战后的婴儿潮，那么到了20年后的1970年代，就会有一大批从1950年代起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年轻人成年，并投身社会。南来移民看到他们的孩子在香港长大，渐渐意识到他们大概不会返回中国大陆，香港才是他们的家。事实上，他们应该十分庆幸他们前来香港的决定，让他们逃过了中共建国首30年的各种灾难，如“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等。

 

按社会学者吕大乐在《四代香港人》的说法，那些在1970年代投身社会的“第一批本土香港人”，拥有上一代人给予的空间，又没有上一代人的包袱，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尝试，天高海阔任意闯。

 

这些年轻人有的走进基层，搞起新一代的社会运动，例如协助低下阶层争取权益、要求把中文列为法定语言，还有反贪污的抗议运动。对这些在香港成长的新一代来说，香港从来都是他们的家，他们对社会改革的呼声理直气壮。即使没有涉足政治的大多数年轻人，也受惠于香港经济的急速扩张，中产阶级慢慢形成。香港首个大型私人屋苑美孚新邨，也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落成。相信通过自身努力和把握机会，便可以向上流动改善生活环境，成为许多人愿意相信的社会共识，也把香港和正处于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大陆区分开来。身为香港人，成为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有别于中国大陆的香港认同，由此而起。

 

 

延伸阅读：

吕大乐（2012）：《那似曾相识的七十年代》，香港：中华书局。

谷淑美（2009）：〈从移民政策的历史轨迹看香港身分认同的构成 （1950-80）〉，马家辉等编《本土论述 2009：香港的市民抗争与殖民地秩序》，漫游者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周永新（2019）：《香港人的身分认同和价值观》，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Lau, Siu-Kai (1982),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误解往往带来矛盾和对立。不过在讨论负面后果前，先说一些常常被忽略的，来自误解的“正面后果”。

 

回归初期的“借港讽中”

 

九七前后中国大陆对香港的官方宣传大体上都是正面的，毕竟其目的就是要把主权移交书写成一件民族复兴的大喜事。有趣的是在九七后的十数年间，不少大陆传媒利用了香港在中国大陆的正面公众形象，和官方容许“唱好香港”的主调，借用香港新闻来批评中国大陆特别是官方的各种流弊。换言之，百年前康有为和孙中山的做法，九七后再次在大陆传媒中上演。

 

这儿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来自2011年，时任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在立法会回覆议员的提问时，报告了香港政府每年举办酒会或宴会的开支。到了第二天，香港本地报章对此事的关注十分有限，一般短短不足250字便说完。然而这条在香港毫不起眼的新闻，在中国大陆却引发热议，各地媒体分别以数千字的专题文章介绍。曾德成的回应本身十分简短，但这些文章谈的不仅是该次立法会的对答，还把香港整套日常公共开支的监管制度整理出来，范围也不限于该次立法会提问所谈及的大型宴会，连一般宴请，以至公务车辆和公务外访开支也有论及。说到这儿，这些大陆媒体报道的用意已十分明显：它们的题目不是香港，而是中国大陆的“三公经费”，也就是公费旅游、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的问题，要借用香港的廉洁来讽刺中国大陆的腐败。

 

这些报道对香港政府的各种制度，可以说是用祟拜的角度来书写的。例如说到时任行政长官（又称“特首”）曾荫权的外访经费时，就特别提到他曾经在休假时自己出钱买机票去美国，刚好遇上香港驻三藩市办事处的活动，便顺道担当主礼嘉宾，但机票开支却没有报销。不过，被大陆媒体描述成廉官的曾荫权却在卸任后因涉贪和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而缠上官司，虽然最终被判无罪，但把他遗漏申报利益的事实和这些歌颂式的报道放在一起，仍未免有点尴尬。

 

有些大陆媒体的报道在刊登的时候已经明显和香港本地的舆论不同，而且效果相当奇特。在2012年就有一宗大陆媒体和香港媒体立场倒转的新闻。当时大陆媒体纷纷以“香港老太逼停港珠澳大桥”为题，大事报道香港一名六十多岁的市民通过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覆核，推翻了港珠澳大桥的环境评估。在许多中国大陆的评论当中，这个老太太就像是一名人民英雄一样，而这次判决一方面代表了香港一般市民拥有极高的法治意识，同时也显示出法院的大公无私以及政府对法治精神的尊重。有些评论更进一步从侧面批评中国大陆“崇拜GDP，迷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进而指出尊重公民的诉求才是避免“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道。

 

这些评论把香港说得这么美好，实情又如何呢？因为大桥被迫停工，当时政府估计工程费用会增加65亿港元（后来工程因为不相关的技术原因延误及超支）。香港本地的亲中报章拿着这点大书特书，声称诉讼延误了香港的发展机遇，还指控老太太是受民主派政党教唆才会出面提出诉讼，实际操作与她无关。老太太自己则因为承受不了舆论压力，多次表示后悔挑起了这场官司。这一系列的后续发展，和大陆传媒所述的公民维权相距甚远。

 

第三个例子来自2012年5月，当时《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篇专文，内容介绍香港各大专院校学生会的运作。文章一开始以香港学生到中国大陆交流为引子，提到香港的大学学生会有能力把校长拉下台，把大陆同学吓了一跳。这段引言所指的，是2000年香港大学校长郑耀宗因为容许政治干预学术而被迫辞职的事件，专文也毫不含糊地介绍了这事件的来龙去脉。文章之后再介绍各学生会的校园抗争历史，并从制度上解释为什么它们有这些能力，从独立注册、独立资金，到评议会和公投制度都解释了一遍。文章更把这些学生会的做事作方式引申到香港社会对廉洁的追求，并指出香港很多著名的企业老板、议员和学者都出身于各大学的学生会。文章到今天仍在网上流传，冲击了不少大陆学生的思维，有大陆学生干部看罢文章后留言说：“感觉自己这个学生干部白当了”。

 

跟上面两个例子一样，这篇专文对香港各大专院校学生会的描述也未免过于美化。例如多年来各大学学生会选举的投票率其实十分低，选出来的也不一定能代表同学的声音，很多时候都会听到批评学生会过于理想化、过于激进或没有水平的声音。然而从目的出发的话，上述三个例子所存在的偏差都不重要，因为这些报道虽然说了很多关于香港的事情，主题却不是香港，而是中国大陆，是大陆传媒要借香港来指出大陆的问题。

 

“借港维稳”取代“借港讽中”

 

上述借香港来批评中国大陆的报道手法近年来已不常见，大陆整体的言论监控相信是其中一个原因。以刊登学生会专文的《南方都市报》为例，所属的“南方报系”本来就被认为属自由派，而近年来所受的政治打压明显越来越严重。当挪用香港作为政治符号的主导权由地方记者和传媒转移到中央统战和宣传机器手上，香港在大陆媒体当中的形象就出现了十分明显的改变。

 

有调查发现，2013年前后大陆媒体报道香港时所用的字词明显有所改变，之前以正面字词比较常见，如“成功”、“第一”和“吸引”等，之后却明显地变得负面，如“激进”、“严重”和“矛盾”等。这转变固然有客观的背景，毕竟中港矛盾正是在这几年间变得炽热。梁振英于2012年上任香港行政长官后推行挑动敌我矛盾的管治政治，更使中港民众的关系急转直下。以港独议题为例，它在当年的香港本来并不是一个公众热切讨论的话题，却被梁振英刻意挑起抨击，反而增加了社会的关注。相关的消息传到中国大陆，也就形成香港负面新闻日益增加的基础。

 

与此同时，有评论认为中国大陆的言论监控部门是乐意见到，甚至鼓励大陆媒体对香港的报道趋向负面。最起码，先前所述“借港讽中”的报道手法，在这个新的言论环境中就难以发挥影响。批评香港人的抗争行为，更可侧面巩固中国大陆的维稳宣传。这些有关香港的负面新闻好像是一剂预防针一样，事先在大陆民众心目中贬低香港人的形象，如是者，日后即使香港人的政治诉求如何激烈，也不会得到大陆民众的同情，遑论会引发他们学习模仿。换句话说，“借港维稳”取代了“借港讽中”成为了报道香港新闻的新模式。例如上文提到的港珠澳大桥争议，近年大陆传媒就兴起对此的跟进报道，但内容变成批判老太太滥用司法程序，大谈香港法治制度如何不值得学习。

 

报道港闻的新模式在2014年的“反占中”宣传中走到巅峰。“占领中环”是香港民主运动当中少有事先张扬的大型抗争行动，而到了2014年年中，多数人已预期此行动将会发生。这时候，大陆媒体出现了大量“反占中”专题，以极为负面的角度报道，却对行动背后的诉求不作解释。这些负面报道的目的当然不是要向中国大陆的民众介绍香港面对的政治困局，而是要借机责难“群体性事件”的“祸害”。“占领中环”成为中国大陆维稳宣传借题发挥的借口，例如用来告诫民众警剔外国势力意图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制造社会混乱。尽管实际上并无证据显示该次运动是由任何外国势力所促成或支持的。

 

港独议题的出现，更成为中国大陆维稳宣传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爱国主义教育是中共自“八九民运”后刻意经营维护政权的重要工具，港独议题的迅速冒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可轻易被爱国主义吸纳，成为宣传演练的题目。在此脉络下，香港人的民主诉求只要被套上港独的帽子，在中国民众眼中就会立即失去正当性，这些民主诉求就不会蔓延到中国大陆。港独本身是否事实都并非要旨，重要的是这个题目可以被爱国主义教育所挪用，所以很多本来和港独不相关的人和事都可以忽然变成港独蔓延的证据。

 

例如，2016年年末有市民发起穿着二次大战时期英联邦守军的军服在闹市穿梭，纪念当年为港捐躯的士兵，这活动的图片却被大陆媒体扭曲为“『港独』分子组『防卫军』在香港街头招摇过市”，尽管活动组织者强调他们和港独毫无关系。这样的假新闻在香港当然只会被视为笑话，但在中国大陆却被广泛转载，引发不少大陆民众气愤难平。

 

 

偏见流行带来的中港矛盾

 

拉阔一点来看，“香港”二字按中国大陆的政治需要成为被随意挪用的符号，引发出各式各样和香港本身不一定相符甚至相关的解读，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香港自开埠以来就要面对的现实。要指出这些挪用的不足，并不是要说这些解读毫无价值。英殖香港成为晚清改良派和革命党人的宣传工具，也可理解为一件对当时的中国有益的事情。不过，近年中国大陆对内政治空间急速收缩，对外政治想像大幅改变，而中港关系又走向越来越密切的时候，偏见就可以带来严重恶果。

 

书写和故事本身的互动关系，常常会以瞎子摸象为比喻。几个瞎子触摸同一只大象，摸到象尾的以为是绳，摸到象头的以为是石，这本来正常不过，也不至于要谴责当中任何一人误解。可是如果有人坚持己见，批评其他人的认知为邪说，还禁止别人用其他的方式来认识身前物，就会无法知道大象的存在，最终可能死在象蹄之下。

 

近年来，中国大陆有关香港的宣传，要不把所有中央对港政策都解读为“献礼”或“让利”，要不就直接批评香港的政治局势和市民的政治诉求。加上大陆言论控制信息不通，各种不实信息得以流传，如误指九七年金融风暴期间，港府的金融市场保卫战是由中央政府出资。另一个经典案例，是大陆传媒常把广东省东江供水香港视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其实深圳和东莞同样要靠东江供水，但广东省对香港收取的水价却是深圳和东莞的5倍。2009年广东出现旱灾，香港政府曾提议减少供水以舒缓广东旱情，却被广东省方面拒绝，足以说明广东省视供水为商业交易，谈不上刻意让利。

 

由于中港关系的实际情况往往不能在大陆媒体审查下得到全面报道，类似上述对中港关系的错误认识在中国大陆可谓层出不穷，从食物、能源、投资到其他经济领域数之不尽。不少大陆民众基于这些错误观念对香港出现“要不是中央照顾，香港早就完蛋了”的“恩主心态”，觉得香港是“被宠坏了的孩子”。而当他们带着这种心理来到香港社会和香港人交往，自然产生巨大落差，矛盾被进一步激发。

 

民间社会的认识落差可怕，但政府的认识落差恐怕更叫人担忧。中国法律学者强世功曾在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做研究工作，后来出版《中国香港：文化与政治的视野》一书，讲述他研究出来的香港近代史。此书被视为中国官方香港论述的理论依据。不过，书中内容却被文化界的陈冠中批评为牵强武断，而且充满内部矛盾。如果中国政府本身都是基于不准确的认识和理解来制订其对港的政策，其决定必然会在香港引起反弹，中港矛盾越演越烈也是可以预期的结果。

 

与此同时，这些官方针对香港的反宣传其实对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来说也有坏处，其带出的问题和反日或反美示威相当类似。当各式各样的反对活动都被官方禁止，就只有“爱国无罪”，各种问题就很容易被官方简化为“外国敌对势力”的阴谋，政府自身的问题和责任就被轻轻带过，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困难则继续被忽视，而既得利益者通过转移视线就可以躲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进一步套取各种好处。

 

最后，得说明在认识落差这回事上面，香港人自己也好不到哪里。不少香港人对中国的认识同样是充满偏见的，对香港自身的理解和认同也是建基于许许多多的迷思之上，而这些误解也同样反过来限制香港的发展。不过如同前文的讨论，仅仅谴责这些误解并不足够，更重要的是去问为什么这些误解会流行起来，而阻碍其他理解出现的原因又是什么。

 

延伸阅读：

强世功（2008）：《中国香港：文化与政治的视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陈冠中（2012）：《中国天朝主义与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骆颖佳（2016）：〈惊异的空间政治：后社会主义国族论述对香港的异托邦想像〉，《边缘上的香港：国族论述中的（后）殖民想像》，香港：印象文字。

 

网上资源：

吴婧、林可欣、訚睿悦（2016）：《是谁吹散了“香港神话”？》：端传媒，2016年4月15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415-mainland-hkmyth/ 。

立场报道（2017）：《被左报批“港独”组军　Watershed HK：只重历史　不推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立场新闻，2017年1月5日，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被左報批港獨組軍-watershedhk-只重歷史-不推任何政治意識形態 。

中国政府对香港历史的描述，和历史上中国大陆对香港的各种描述一样，往往是为诉说者的立场服务。不同时期的中国政府更会按其当时的形势改变官方的香港描述，以达致所需的政治效果，就算弄得前后矛盾也在所不惜。

 

把时间轴拉到上世纪90年代，香港主权移交前的一段时间。这时期中国大陆前所未有地出现大量关于香港的官方宣传，无论是文字或是影像的都数之不尽。表面上，这些官方宣传是要向中国大陆民众介绍香港的各方面，但和任何的官方宣传一样，背后也有其隐含的政治立场，以下以学者王宏志就纪录片《香港沧桑》的分析为例。

 

《香港沧桑》的自相矛盾

 

《香港沧桑》是由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于1996年7月1日，也就是香港主权移交日之前一年首播，合共12集，这儿集中谈序章开首十数分钟的内容。这段片段首先强调香港从古代开始与中国大陆的连结，如考古文物推断的文化交流。说到英殖时期开始，则强调香港人在英治下所受的不公平对待和反抗，并以1920年代的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为例。至于英治对香港的正面影响则避重就轻，和康有为与孙中山采取的角度相反。这段内容和中国大陆同期的史学著作十分相似，可谓典形的爱国主义史学，以中国本位来诉说香港历史，如强调香港问题源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香港人民的利益和中国大陆人民的利益根本一致，而香港的反帝运动也是中国的反帝民族觉醒的一部分。

 

这些描述当然十分具选择性，不过要说到最明显的政治处理，就要说到上世纪二次大战结束的一段。解说词这样说：

 

“全中国人民包括香港同胞无不热切盼望香港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国民党政府曾经想以战胜国的身分从日本占领军手中收回香港，后因为蒋介石急于打内战，向顽固坚持殖民立场的英国政府妥协，香港问题的解决终成泡影（……）中国人只能眼巴巴的看着英国人又一次大踏步的回到了香港，英国的国旗再一次插在这块中国人的土地上。”（《香港沧桑》）

 

这段描述本身的问题，已有很多历史学者谈过。例如说二战后的香港人希望回到中国，是明显与事实不符。恰恰相反的是，香港作为殖民地的地位，吸收了二战结束后过百万害怕中国内战的难民前来香港。至于说“蒋介石急于打内战”而放弃香港，也是明显扭曲历史。

 

然而更值得关心的问题是，即使假设这段解说完全符合史实，此说法仍会产生严重的内在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在说罢二次大战之后，片段就转为介绍中共在国共内战中得胜，解放军来到香港边界的深圳河，解说词表明当时的解放军绝对有能力从英军手上夺取香港，只是基于中国整体的战略部署而没有这样做，也就是所谓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这说法对关心香港历史的读者来说，大多耳熟能详，但将之和先前紧接有关二次大战的解说放在一起，就明显地突兀了。片段首先声称香港人在英治之下受苦，希望回到中国；片段继而对于国民政府没有收回香港，表示责难；然而到了中共的时候，却声称中共有能力收回香港，却选择不收回。把这三点放在一起，则必然产生三个难以解答的问题：

 

首先，如果国民政府没有收回香港是应该被责难的，那么中共有能力却不收回香港，是否更应该被责难呢？再者，中共声称为了整体的战略部署而不收回香港，是否代表了香港人在英治之下所受的痛苦在中共眼中是次要的，只要有被利用的价值就不用计较，即是说港人的幸福在这段时间是为了全国整体的战略部署而被牺牲？如是者，全国上下在历史上对香港岂非有所亏欠？

 

国家本位的选择性历史诠释

 

这些明显的自相矛盾能够被完全忽视，因为纪录片的目的恰好也是要“充分利用”一九九七带来的机会，而香港同样是被利用的一方。纪录片虽然以香港为题，但香港并不是主角。借用近年流行的说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是主角，香港只是这个主题的其中一页，用来指出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洗脱”了晚清以来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百年屈辱”。因此，香港历史当中与此主题相关的就会被大书特书，相反的就被隐去不提。

 

如是者，既然当权者要以中国为本位的立场来谈论香港的历史，那么如果香港人有任何反抗英治的行动，也要视之为中国民族革命的一部分来描述。这种爱国主义史学当然是偏颇的，最起码没有以地方人民的权益为解释历史的首要考虑，而这种偏颇也会妨碍客观分析英治香港的实际情况，例如华人社会内部以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例如，前面提到的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有历史学者就提出在港华商于过程中也有自己的利益盘算。当时的华商不止积极协助港英政府终止省港大罢工等的纷争，更不时捐款支持英国一些与香港无关的重大事件，从爱尔兰饥荒到南非波耳战争都有份参与。这些研究指出当时的中港互动和爱国主义史学的说法相去甚远，有文化研究学者更以“勾结式殖民主义”来解释香港殖民统治期间，华人头领在中英间周旋回转以至多重效忠的特质。

 

说到底，爱国主义史观由于把国家作为唯一的分析单位，会错过超越国家的力量，以及国家之内的差异。当然，这很可能就是爱国主义史观推动者的目的：当眼前的所有问题都是境外势力造成的，那么境内既得利益者过去和现在犯过的错误，或社会现存的制度和结构性问题，都可被隐藏起来。

 

中国大陆对香港历史的官方描述常有自相矛盾之处，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不少中国大陆出版的香港历史书都会反覆强调中国政府早就宣布不受有关香港的三个中英条约约束，有权决定在何时收回香港；与此同时，却又会反覆提出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于1997年6月30日到期，英国是基于条约的压力才与中国展开谈判，更常使用“九七大限”的字眼来说明英方于谈判中的劣势。这些历史书说到1970年代香港前途未明时，会把信心危机和移民潮视为对英方的压力，然而当时会出现这些问题，正正是因为香港人对中国政府十分不信任，也就是说这些描述其实恰恰说明“香港同胞热切期待回归祖国”的说法不符当时的事实。

 

说到中国大陆对香港主权移交的选择性描述，最有选择性的地方莫过于《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仪式。作为“香港回归祖国”的基础，这个仪式本来是应该被珍而重之并大书特书的。然而这仪式在中国大陆的官方描述中却出现得不多。如果是图片的话，通常会使用一张覆盖整个会场的广角镜头照片，差不多无法看清楚人脸，更别说他们在做什么。无论是位于北京天安门旁的国家博物馆，还是香港自己的历史博物馆，用的也是这一张照片。如果是影片的话，则会避过双方签字的一刻，而用上之后时任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撒切尔夫人）和时任中国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祝酒的片段。在此安排下，代表中方签署的官员是谁，就难以在这些描述中找到。其实当时代表中方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的，是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然而由于赵紫阳于“八九民运”后被迫下台，尽管他在这历史时刻有至关重要的角色，来到今天也被略去不提了。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现场的图片

 

中国大陆官方的选择性历史诠释，当然不仅限于香港。无论是把平凡甚至不存在的事件英雄化，或把违反人性的暴行抹去不提的案例均俯拾皆是（“长春围城战”就是一例）。反过来说，选择性地诠释香港历史的，也不止于中国大陆官方。英国官方对香港历史的描述往往会以“Barren Rock”（荒岛）作为开端，暗示香港开埠以来的成功都是英国人带来的。实情是在英国人来到之前，香港一带已有不少人居住；陆上有农民，海上有渔民、商旅，以至海盗等等，“荒岛”一说是夸张了。

 

选择性历史诠释的问题，在于会把偏见强化，只看到和自己期望一致的事情，有违既有立场的事例则视而不见或当作虚假。长此下去，认识就会变得和真实越走越远，甚至连自己也被欺骗。这问题值得讨论，是因为当基于主观偏见的行为和客观事实有所冲突时，其落差无论对己对人都可带来很大的威胁。在香港，这些有选择性的描述在香港特区成立早期带来的问题不算明显，到了后来中国政府对香港政治和社会的干预越来越多的时候，片面理解所带来的政策不当和引发的冲突就变得越来越激烈了。

 

 

延伸阅读：

王宏志（2000）：《历史的沉重：从香港看中国大陆的香港史论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蔡荣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张少强（2011）：〈香港：地缘政治与香港研究〉，吕大乐等编《香港．生活．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罗永生（2015）：《勾结共谋的殖民权力》，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