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问题前，总得先解题。这条问题的出现，往往是以反问句而非疑问句的方式，发问者对此已有答案，并以此来质疑别人。“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句话常常被拿来支持一些具体的政治立场，例如说香港人不应反抗中央政府的决定，或称以公投决定香港未来并不可行。

 

这种质疑有两个问题。第一，世界不停改变，过去可作参考，却不足以决定未来。第二，即使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若考虑到历朝历代此地都处于被剥削与牺牲的角色，则不停强调这个“自古以来”的关联，恐怕对强化香港人的中国认同无甚帮助。

 

让我们先把定义厘清。《基本法》序言首句说“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不过“香港”这个概念严格来说要到英殖时代才开始出现，较准确的说法是香港在内的华南沿岸历来受中原政权所操控。说到“领土”，中国历朝历代的理解和今天的也很不一样，过去国际边界不明确和疆土概念模糊，当中“主权”的定义和属性在中国和欧洲就有截然不同的历史轨迹；由此出发，古时对“中国”的理解和今天也差距很远。若要尊重历史，也该认清楚中国自古以来每个朝代的版图和上一个朝代的版图都没有必然的继承关系，中国的范围自古以来都在不断变化。

 

即使我们认同“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句说话，其现实意义仍可争议：毕竟对于清朝在不平等条约下所丧失的领土，当前的中国政府并不是每一处都会拿出“自古以来”的说法去宣示权益的，中俄边界就是一例。中国政府会不会或在什么时候会因为某处“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选择引申或不引申出一系列的政治立场，从来也相当流动，并不如其政治修辞说得那么必然。

 

简而言之，就算认同“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句话，也不能推论出香港于中国现时应有的政治关系，亦不能限制未来中港关系的各种可能。

 

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边陲

 

话虽如此，如果我们把问题反转过来，以边缘的角度出发，视之为讨论的开端而非终结，则不单可得出截然不同的解读，更可帮助我们理解香港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性。举个例，我们可问一问这片现在叫作“香港”的地方，自古以来是在怎样的意义下演绎其所谓中国领土的地位；中国自古以来是如何理解这个今天称为“香港”的地方；而以此构成的关系又如何建立不同时代的中国对香港的理解或误解。

 

我们不妨从蜑家人的历史开始谈这个故事。蜑家人是指华南沿岸的水上人，往往以江海为家，居无定所。中国传统文化以土地为基础，要到水上生活的人往往是因避乱、兵败、被罚而迁往大海的，本来就是边缘地带的边缘群体。千年以来，蜑家人一直过着被歧视、被流放、被征召，然后被镇压的命运。蜑族人自汉代以来便被禁止在陆上建屋，不得与陆地居民通婚和出席考试，也不可以购买田土与官位。宋代的时候，朝廷曾招引蜑民为海军，放宽私盐。后来南宋经济衰退，政府重新垄断造盐，蜑民反抗，引发了1197年的“大屿山屠杀”，蜑民伤亡枕藉。

 

对中央来说，边陲地带往往扮演这种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角色，只因其对中央的价值而存在，当地人本身的生活是无须关心的。再说一例：明代和清代都有过大规模的海禁，以保障中原政权，对沿岸边缘地区则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例如清代的迁界令，当时朝廷为了削弱在台湾的明郑王朝，要求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内迁30至50里，房屋焚弃不得复界，百姓流离失所。

 

如果说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作为“一部分”的意义往往就体现于当一只为了中原政权的利益而可随时牺牲的棋子。硬要反覆强调这种自古以来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带来伤痛恐怕多于认同。很可惜，中国历史的书写对扩张过程中边缘地带的反抗和影响，往往会因为其中原视角的基础而选择性忽视，很多其他边缘地带的历史书写也面对同样的问题。

 

中原本位笔下的蛮荒香港

 

在中原主导的心态下，住在这片后来称之为“香港”的地方的人，又会怎样被书写呢？首先，他们不是人。从东晋开始，就有所谓“卢亭鱼人”的民间传说。卢亭是什么？牠是一种半人半鱼的生物，《岭南丛述》当中声称“似人非人，兽形鳺舌，椎髻裸体，出没波涛（……）能伏水三四日不死”，基本上就是怪物。在现代化前的中国出现这种民间传说并不奇怪，但也多少反映了香港一带相对中原来说的蛮荒边缘位置，最起码是个神秘莫测的地方，这可算是第一代中国大陆对香港的误解。相对于今天说香港人歧视中国大陆，中原对边缘的歧视历史要久远得多。颠覆一点地想，香港人原来是怪物的后裔。近年香港本土思潮兴起，卢亭的传说也再次流行起来，可说成是“你把我看成异类，我却乐得被确定与你不同”的时空穿越反讽。有剧场作品甚至以卢亭为题，把鱼头人身的错置体验在今天重现人前。

 

中原对边陲的轻视历久不衰，即使在香港被英国占领后仍可找到这样的说法。早期英治香港的华文描述，以清朝思想家王韬所写的为经典。王韬生于苏州，曾在上海为传教士做文字工作，还受洗成为基督徒，表面看起来应算是十分思想开明。到了1860年，他卷入了太平天国的战争，辗转来到香港避难，是最早在香港长期居留的南来文化人。

 

王韬刚到埗时对香港的印象并不好，书信中称“至香港一隅，蕞尔绝岛”、“窜迹粤港，万非得已”，只是迫于无奈才逃亡至此。提到食物和天气，他还说“腥闻扑鼻”，和“飞虫细蚋经冬犹不死”，简而言之就是个鬼地方。在他眼中，香港就是一个“化外之地”，而且在英殖下还受“化外之民”所统治，不能和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原相比。在王韬早期的写作中，明显流露出传统的华夷观念，对在香港所见的一切心存敌视。

 

不过王韬的这些想法却因他在香港长久生活，和一次长达两年的欧游之后有根本改变。他认为中国要全面向西方学习，而香港这个地处边缘的地方，恰恰成为他能够发表激进言论的地方。他在香港创办华文报章，而且每天刊登政论，开风气之先。

 

中国是主题，香港是特例

 

在王韬之后，还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香港发表他们对中国时政的看法。香港自1841年开埠以来，好像就不停在扮演一个颠覆者的角色，为中国示范不同的可能。在这本书不太可能总括香港和晚清维新及革命的关系，只简单介绍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康有为，他对香港的描述是这样的：

 

“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环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康南海自编年谱》）

 

康有为之外，当然不能不提在香港学习和成长的孙中山。他说过不少和香港相关的事情，其中以这一段特别闻名：

 

“即从前人人问我，你在何处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系从香港得来。回忆卅年前，在香港读书，工（功）课完后，每出外游行，见得本港卫生与风俗，无一不好，比诸我敝邑香山，大不相同。（……）由此想到香港地方与内地之比较，因香港地方开埠不过七八十年，而内地已数千年，何以香港归英国掌管，即布置得如许妥当？”（1923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大学演讲，摘录自罗香林着《国父在香港之历史遗迹》）

 

这些说法严格来说也是中国大陆对香港的误解，当时香港社会也有诸多问题，只是被康有为、孙中山以及一众文人隐去不提。他们对香港的描述有两点基本相通。第一，他们重视的不是“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而是强调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分别，特别是英治之下把本来是中国地方的香港管理得井然有序。第二，他们谈论香港的目的并非基于对香港特别有感情，而是要借香港来讨论他们对中国政治的立场。香港在这两段话中的功能是做例子，是他们说故事的工具而非故事的主体。

 

这点可以说是各种中国大陆对香港误解的根本原由。把康有为和孙中山的说法，和传统华夷观念的说法作比较，当然可看到很明显的分别，起码香港的地位被大幅提高；但与此同时，“香港故事”之所以会出现的理由却一脉相承：中国是主题，香港是特例。

 

误解源于中央与边陲互动

 

当然，个人的经历不同，往往对描述的内容也有决定性的影响。胡适在1935年曾经写过香港，内容是他来访香港演讲的见闻，当中还特别提到大埔的风景美丽。不过当他说到对香港的具体关怀，则还是回到英治下的中文教育，还提倡香港的小学要彻底改用国语课本。比他早数年来香港的鲁迅则没那么幸运 ，把前来香港视为“畏途”，因为他在来港的船上被港方关员（他称为“挂英旗的同胞”）索取贿赂和受到不礼貌对待，更把他的书和行李打翻。鲁迅绘声绘色地描述他被关员留难的经历，不过他到最后仍然不忘其中国视角，说“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正是中国许多地方的写照。

 

从历史看，如果说“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则香港所属的华南沿岸从来都是以一个边缘地区的位置，以及一个与中原文化相对应的地位来被理解的，并因而产生诸多误解。香港所处的边缘地位，正是此地“自古以来”的核心问题。对香港的理解或误解，背后是一套中央与边陲的互动，每当中央和边陲的关系改变，官方对边陲的描述也随之而改变。

 

人类文明中选择性描述和遗忘可谓比比皆是，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描述只是一例。因出发点不同而产生误解，本属正常。正如香港人认识中国大陆时，也往往会因为香港本身的历史、环境、社会以及世界观而变得具选择性，甚至有所偏差。然而当两者涉及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而拥有权力的一方基于误解来处理这关系，并作出违反对方认知的决定时，就可带来严重的矛盾和反弹。

 

细看今天的中港矛盾，不难发现它的其中一个主要成因就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历史的官方解读，和香港人对自己的解读之间存在严重落差。而当中国政府基于这些认识为香港作决定时，便往往会在香港社会带来极大反响。对“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句话的不同理解，只是香港众多同类问题之一。

 

 

延伸阅读：

潘毅、余丽文（2003）：〈导言：写在书写之前〉，潘毅、余丽文编：《书写城市：香港的身分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页xiii-xx。

卢玮銮编（1983）：《香港的忧郁：文人笔下的香港（一九二五—一九四一）》，香港：华风书局。

孔诰烽（1997）：〈千年的压迫、千年的抵抗：殖民主义前后的大澳蛋族〉，罗永生编：《谁的城市：战后香港的公民文化与政治论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页 113-140。

 

一、蒙古人重塑欧亚大陆（蒙古人为什么能够征服如此庞大的帝国？） 

（1）背景

1.  草原游牧民族政治结构与中原农耕帝国的皇权大一统不同，游牧民族是以兀鲁斯（意为“人民”）部落为单位进行分而封之，封而建之，有点类似于西欧的封建制或者日本藩国的制度。其次，当一个草原民族建立了一个游牧帝国之后，并不意味着这个帝国只有这一个游牧民族，只是说是以这个民族为统治核心，比如柔然建立之后，之前的匈奴也都成为“柔然”了，而并没有消失。突厥建立汗国之后，柔然也都变成“突厥”了，也没有消失。最后按照语言划分的话，可以将他们划分为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的三个大的集团，虽有差别，但是互相影响互相融合。这块关系很乱，我也没梳理清楚。
2. 蒙古人有和他们之前的游牧民族如匈奴、鲜卑、柔然和突厥等共有的特点，比如骑马射箭、机动性强，组织动员效率高，比如中原农耕帝国在战时的动员率有10%，就是说可以动员10%的青壮年劳动力参战就很穷兵黩武了，草原游牧民族可以做到30%的动员率，这就是古代农业社会的动员极限了。
3. 自然因素：书中提到气候变冷，生存压力变大，所以对外扩张。这点存疑。

第三次小气候暖期，蒙古高原平均温度比现在高1摄氏度，平均降水比现在多30–50mm。公元600–1280年 中国历史朝代从隋朝（581年开国，589年统一中国）到南宋灭亡（1279年）中原农耕帝国开始变得富庶，草原上气候也变得温润，沙漠变为草原，人口膨胀。

葛全胜、方修琦、郑景云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影响极其应对启示[J]地球科学进展 2014.29(1):23–29

PS: 我们习惯于站在自己文明的角度来观察其他民族，这样划分出文明和野蛮。对于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来说，并没有高下之分，他们只是以自己的生产方式和建立了一套与当地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体系，指责游牧民族野蛮粗鄙就像指责农耕民族不会骑马射箭一样没有意义。当然从现代文明来讲，农耕民族更接近现代文明，游牧民族次之，最次的是渔猎民族。

PPS: 不管是从传统上还是在现代意义的民族划分上，北方游牧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有记载匈奴最初是黄帝部落的一个分支定居北方后来发展成了匈奴。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形成和民族融合来说，中国历史上，胡人不断南下被汉化，北方汉人在与胡人的互动中也不断被胡化，汉人也不断南下将南方蛮人汉化，同时汉人与南方蛮人的交往中也不断被蛮化，最终形成了现在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胡”和“蛮”在古代无贬义，是到现代汉语中才出现的贬义。

（2）政治因素：

1.制度建设：千户制取代部落制，打碎原来的部落认同，统一蒙古人的民族认同，加强了民族凝聚力。是借鉴了金朝的“猛安谋克制”，“猛安“是千户，”谋克”是百户，千户制是蒙古人的行政、军事和经济组织，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治经济军事为一体；       //铁木真制定法律，推行大扎撒（《成吉思汗法典》，蒙古的宪法性文件），将蒙古习惯法 加以改造，用固定的条文取代习惯判例，提出了行政与司法两权分立，相互制衡，为统治提供了法律保障；

“铁木真”名字的由来，老铁父亲也速该的敌人塔塔尔人首领叫“铁木真”，于是给自己儿子起名叫“铁木真”，占人家便宜。“成吉思汗”意思是“像海洋一样的大汗”，我很怀疑蒙古人是否见过海，如果没有的话也是有点“蒙古海军司令”的幽默感

2. 民族：为了蒙古内各部落的忠诚和团结，组建怯薛军，蒙古红二代组成的近卫军，相当于各部落的人质，保持各部落对铁木真的忠诚，同时也拥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

民族宽容：对待各民族的人没有偏见，都可以在政府中任职；

3. 宗教：通天巫阔阔出将成吉思汗家族神化为了“黄金家族”，非黄金家族成员不能称大汗，然后又把阔阔出杀了，摆脱了萨满干政，断绝了以后出现更多的“黄金家族”；

宗教宽容，无偏见，各种宗教的人都可以在政府中任职，蒙古领袖对外来宗教的兴趣和对上帝的崇拜也可以用来平衡当地神职人员的权力；

4. 对征服地区的统治：开始时劫掠，后来征税和经营，在征服中不断学习和改变思路和策略，任用当地人，蒙古人尊重当地传统的做法也使得地方势力做大，逐渐被当地文化所同化，最终走向分裂；

 

（3）军事因素：

1. 后勤：吸收各族先进工具，装备先进，发明创造，缓进急战，后勤充足

汉人的工匠，女真和契丹的仆从军，回鹘人的官吏商人和包税人，吐蕃的僧侣，各司其职，专业高效

着甲率40%，太奢侈，轻骑兵也着甲，重骑兵，金人的铁浮屠

2.战术：轻骑兵袭扰行进中的敌人，消耗敌人的体能和耐心，试图打开缺口，等排兵布阵开始战斗的时候用重骑兵冲击。部队在行进中比在战斗中更加消耗体力和精力；

3.动员率比较低，5%左右，200万人口，成吉思汗的军队在野狐岭之战时仅有9万人，成吉思汗去世的时有12.9万。同时使用大量仆从军，而且因为对待各民族宗教都很宽容，所以对待仆从军也没有偏见，不像突厥人将仆从军当炮灰；

4.屠城：杀一儆百，闻风而降，屠城不杀工匠，攻打卡法时投掷病死的尸体感染全城，最后造成席卷整个欧亚大陆的大瘟疫；

屠城这个非常恐怖，蒙古第一次西征，消灭花剌子模王朝，史书中明确记载的就有十几座城市上百万人被屠杀。蒙古人初期作战远征不考虑后勤，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以战养战，其次可以不用考虑后期经营的问题，防止后院起火。

但是到第二次西征就改进很多了，赶着牛羊骑着马，一边行军打仗一边让牛羊繁殖，打赢之后再扶植代理人，把税收上来，安顿好了再出发，走了三年才走到俄罗斯边境，又走了三年才攻陷基辅。

5.适应性强：书中提到“迫使大量赤脚士兵去作战”，这块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吧？赤脚士兵就是步兵呀，但是蒙古人没有步兵，所以是骑兵下马客串步兵。举个例子，在蒙金决战的野狐岭之战中，野狐岭是山地丘陵地形，不利于骑兵展开，蒙古骑兵下马当步兵。

二、大草原意外的蒙古世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和俄罗斯

在蒙古人之前，虽然有丝绸之路，但是气候恶劣，地形复杂，不是很安全，蒙古人之后，商业可以走古丝绸之路北边的平坦广阔的草原，且距离短因为纬度高。贸易量增加。还有蒙古人在这里充当警察收税并提供了安全保障。书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马可波罗，一个是萨乌马，说明当时东西方双向交流的可能性。还给了一个细节详细说明了丝绸之路的攻略，这也说明了当时这条路上商贸发达人员流动密集，各种经验汇集积累，成果丰富，丝绸之路这条商路已经运作的非常成熟了。

中国：与南宋断断续续作战四十余年，主要不是南宋有多强，而是因为当时蒙古内乱，整个蒙古内部都在和窝阔台汗国的海都作战，忽必烈自己与南宋作战，有时候还会被蒙古内乱掣肘，导致时战时和。忽必烈在蒙哥时期的封地在漠南草原，靠近汉地，后来在征服金和大理国的过程中不断的学习汉族文化，重用汉臣，利用汉军，汉化比较深重，在其他蒙古人眼里算是“蒙奸”，但是在南宋人眼里又是“蛮族”，两头不是人。比较有趣的是忽必烈最后也是依靠汉军打败了阿里不哥夺得了汗位，“蒙奸”无疑。在忽必烈统一中原汉地的时候也是这个问题，他还是保留了不少蒙古人的传统，比如宗教民族包容，重用其他民族宗教的官员，不用儒家标准选任官员（1238–1313，75年不开科举），遭到汉族人憎恶。

波斯：保留自己传统，定都北方草原，住帐篷，放牧，但是最后还是被波斯的伊斯兰教同化了，结束了蒙古人之前的宗教宽容政策。但是波斯不同于其他伊斯兰国家在于它是什叶派，，相对较为开明（？）宗教艺术方面也与其他穆斯林国家不同，相对自由开放。同时对外交流也并没有中断，虽然统一的蒙古帝国已然分裂。

俄国：蒙古人也在俄罗斯保留了当地的贵族来以俄制俄，当地贵族需要向蒙古人纳贡，收税官帮蒙古人收税。蒙古人在最开始征服俄国时是屠杀很多人，后来也开始注重保护和建设。蒙古人能够征服俄国的原因 还在于当时俄国其他方向哦要面对瑞典人波兰人和各种骑士团，不能两线作战，只好在东侧臣服于蒙古人。

三、征服的极限：马穆鲁克时期的埃及和穆斯林时期印度

马穆鲁克时期的埃及：旭烈兀已经占领叙利亚，准备攻打埃及，听闻蒙哥在攻打南宋过程中战死，马上班师回蒙古大本营哈拉和林召开忽里台大会（蒙古和突厥的军事政治议会，只有经过忽里台大会推举的大汗才是全蒙古的大汗，忽必烈只得到了旭烈兀的承认，没有得到其他兀鲁斯的承认，而阿里不哥是得到了忽里台大会的推举的，是合法的蒙古大汗），留守叙利亚的部队不足万人，也被叙利亚和埃及的军队击溃，只好撤出叙利亚；第二次西征的时候也是这样，打到匈牙利听说窝阔台驾崩了，马上撤军回哈拉和林去开忽里台大会抢大汗宝座去了。

穆斯林时期的印度：德里苏丹国，并不是一个王朝，而类似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方，从东晋到宋齐梁陈，或者五代十国时期的北方，梁唐晋汗周，这样一个序列，每个王朝都有几十年，有几个皇帝，然后就是下一个王朝了，这样混乱了300来年。比较有意思的是第一个王朝开国苏丹原来是一个奴隶，所以也称为“奴隶王朝”，奴隶王朝重视实际能力不看出身，死后传位给了女儿而不是儿子，在当时都是非常反传统的。当时察合台汗国多次入侵德里苏丹国均被击退。在1526年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儿后裔在奥斯曼的火枪火炮帮助下彻底击败了德里苏丹国，由莫卧儿帝国取代。

日本：两次出兵攻打日本，都赶上了台风，把蒙古军的船吹散了失败了，日本人称“神风相助”。

爪哇：当时东南亚逐渐也走向统一强盛，影响了元朝的波斯商人的海上贸易，元朝出兵攻打爪哇，开始元朝军队和爪哇本地反对派合作推翻了当时的统治者，后来扶植的代理人又叛变把蒙古人给赶跑了。

四、欧洲

这个时间段蒙古人虽然没有征服西欧，但是蒙古人的征服仍然对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字军向北征伐，一直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基督教王国从穆斯林统治者手中攫取了西班牙地中海沿岸的绝大部分地区，同时经济和人口没有收到太大影响，和平演变了吗？怎么攫取的？

西地中海沿着基督徒征服的西班牙沿岸，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与北欧的贸易增加；

这个时期来自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鼓风机等技术先后传入西欧。对后来的知识的传播和大航海时代做了铺垫；

西欧的科学逐渐变得注重现实，更加实用，更加注重对自然的观察。比如托马斯-阿奎那，编写了《神学大全》，是自然神学的最早的倡导者，对后世天主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方济各会：阿西西的弗朗西斯，“阿西西”是方济各会的创始人。向城市穷苦之人传教，为他们提供帮助，同时对自然的热爱促使更加细致的观察自然，促进科学的发展，赞助自然主义艺术，促进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科学和艺术上转向形而下学；

书中提到中国有观察和实验的科学传统？这块存疑？

西欧技术进步：玻璃和时钟，玻璃磨成透镜，组成显微镜和望远镜，对后来的科学革命至关重要，时钟可以让人们摆脱对太阳的依赖，更加精确的计时。

 

 

五、蒙古人的独特性

蒙古人开始时血腥的征伐，后来变成了和平的守护者和帝国的建设者，他们使得欧亚大陆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促进了各方面的交流，其影响不仅仅在蒙古帝国范围内，也对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没有被蒙古帝国征服的地区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也传播了疾病和瘟疫，造成了席卷欧亚大陆的大瘟疫，造成上千万人的死亡；

 

六、美洲和非洲为何没有出现这种大交流的现象？

贾雷德-戴蒙《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个是非洲和美洲是南北走向的，欧亚大陆是东西走向的，东西走向的有利于农作物的传播，同一个维度气候环境差不多，农作物可以自然生长并扩撒，而美洲非洲是南北走向的，适合在温带的农作物要想南北传播要跨过中间的热带，植物没办法生存也就没办法扩散传播了；第二点是非洲和美洲相对较为封闭，在物种演化的历史上，没有可驯化的大型食草类动物（美洲原本是有的，但是因为人类到达美洲太晚了，大概在上一次冰川末期，大概20K–12K年前，到达美洲大陆，那时候美洲的动物们已经独立演化几百万上千万年了，无法抵御人类先进的捕猎技术，一下都被人类猎杀吃灭绝了，澳大利亚也是这样，美洲仅有的大型食草动物是羊驼）可驯化的大型食草动物比如牛羊马猪这些在人类生产生活和军事上都有极大的作用，同时人类长期与这些动物杂居，对很多细菌病毒已经产生了免疫力，而美洲人长期生活在相对无菌的环境中，没有这种免疫力，所以在欧洲人刚刚到达美洲的时候大量美洲原住民因为感染病毒而死亡。

 

因为关系网的存在

儒家文化和农业社会相伴而行，形成以家为核心的社会架构。在这样的社会中，人际关系像一张网，每个人都是网上的一个结，从结上发出许多线和其他的结相连，和上级的关系只是这张网中的一个结，即使出了问题也不会给这个人带来太大影响。这张网依附于亲缘，所以是横向的，是跨集团的。

心理上，人际关系中有一种朴素的平等意识，趋向于同情弱者，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缺乏对权威的敬畏和严格遵守规则的精神，散漫，随便，不拘小节。做事情有一种试图通过讲人情关系达到成功的倾向——总之，横向的关系网对纵向的社会等级形成一个强烈的冲击，和日本人注重“纵向”的“序列”意识不同，我们更加重视“横向”的关系。

经济上，关系网讲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经济条件的差别把贫富两个阶级的年轻人造就成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富者听命于父辈，坐享其成；穷者独立型较强，不甘受父辈摆布，加之又因为关系网的存在，导致穷者总能攀亲带故获得机会，反而造成了微观上“富不过三代”，宏观上“朝代无法长久”的局面。

综上，以家为核心的关系网，促成了传统中国人心理上的“平等意识”和经济上的“穷人孩子早当家精神”——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转自知乎：

为什么中国人一直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

上个月底我在端传媒上发了一篇文章，前半部分写到我在派出所里十几个小时的经历，后半部分是我对这次“粉红狂潮”的成因的分析，两部分乍看没太多关联，其实想论证我一个观点：体制外有可能产生比体制内更反动的极权主义。文章发出来后，大部分批评集中在后半部分，但我在端上看到一个相当显眼的评论，ta也不说我哪里写得不好，只是说，我前半部分似乎在暗示自己受到体制的“优待”，有点挟此自重的意思。

可能是为了增加说服力，ta又进一步说，ta一位媒体人朋友，在北京一个饭局上听我说过自己被喝茶的经历，觉得我“非常兴奋”，好像自己终于得到公权力的关注一样。我七月初在北京只在两三个饭局上谈到自己被喝茶的事，其中的媒体人屈指可数，那位媒体人我大概可以猜到是谁，此前我们基本没有打过任何交道，聊到喝茶也是因为在场有另一位老师有过比喝茶更严重的遭遇，我们算是交流一下经验。我不解的是，就算你不喜欢我吧，私下跟别人吐槽我也觉得正常，但是将这种敏感信息四处传播（有另外的朋友也对我说过这件事），在道德上似乎略显卑劣：如果有司真的相信了你们的说法，以为我在积累什么“政治资本”，那我的人身安全你们考虑过吗？

有人说，既然你担心有司，为什么还要说出来呢？你还不止说出来，还要写成文章，是不是不能怪别人怀疑你炫耀？有些关心我的朋友，确实担心我将这些事写出来会惹来进一步的麻烦，他们希望我暂时低调一点。如果是我的朋友遇到这种状况，我也不会鼓励ta写出来，如果ta问我要不要写，大概率我也会建议ta不要。

每次有司找完我谈话，都会说，希望我不要把这些说出去。我当然不听，回头就跟朋友说了。我跟朋友说，并不是为了跟他们炫耀我有多重要，听我说这些的朋友，大部分自己也有过喝茶的经历，很多时候我是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建议。比如我会告诉他们，有司是在哪种情形下找我的，态度是怎么样的，说了哪一些话，他们会帮我分析，这件事性质有多严重，我怎么做可以避免最坏的结果。这是一些实用的方面，在不实用的方面，发生这种事后找人诉说，是希望通过所谓的“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慰籍，以克服被国家暴力机关盯上以后的恐惧。

这种恐惧，没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比如那位北京的媒体朋友和那位在端上留言的朋友）大概是很难想象的。这大概接近佩蒂特（Phillip Petit）所说的处于被“宰制（dominated）”的状态：对方不需要直接限制你的自由，但他们随时可以这么做；不管你在外面获得了多少成就，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其毁掉；大部分人不敢跟你建立正常的社交关系，因为这可能会连累到自己。在霍布斯的意义上，我是“自由”的，在佩蒂特的意义上，我却不是。

在这种状态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想到要去炫耀，反正我想到的是，那些在你这种时候还惦记你的安危、愿意听你诉说、在你失联时为你奔走的人，是你一定要去珍惜的人。我一直不喜欢花过多精力去维系社会关系，这是我第二次意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真情的可贵，上一次是我大三生病朋友们纷纷慷慨解囊的时候。并非说，只有当别人对我“有用”的时候我才想起他们的好，而是我觉得他们为我所做的超出了朋友的“义务”范围，他们就算不这么做，我也没有任何资格指责他们，更不用说，他们这么做还要冒一定的风险。于是通过这种诉说，我和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比陌生人社会中的“友谊”要更深刻和更稳定的联结，接近于中国古代所说的“道义”。

至于为什么写出来，除了说我和这些朋友的联系大多建立在我的文章之上（尤其是我的公众号微博和豆瓣已经被封之后），还有一点，其意义和＃MeToo中幸存者的公开诉说差不多，即我们都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自我疗愈”。

有人说，我写自己在派出所的经历，就像一个刚踏入社会的毛头小孩，对一切都充满新鲜感。这个说得没错，而且我也是有意去这样观察。当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写一些宏观问题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要“政治地”去看待它们，以免错过了其中一些重要的“政治意涵”。然而当我身处体制机关之中，随时有可能遭到“专政”，或者被笼罩在它们的权力范围之内，我反而尽量让自己“非政治化”地去面对这些，以避免不必要的心理压力。

我从派出所接待我的警员的口音中听出他惯常说的是粤语，于是毫不犹豫地切换了语言频道，后来进来的，只要能说粤语，我都让他用粤语跟我沟通。第一轮的问话结束，我和问我话的中年警官聊到他中上学的女儿，并交流了一下对深圳教育的一些看法。在等待手机拷贝结束的期间，我也和负责技术工作的人员聊到在深圳工作的压力，以及业余打发时间的方式。我并不是想让他们对我放松警惕，更多地，我是在挖掘他们身上“人性化”的一面，以缓解自己的紧张。这几年来，我看过太多抗争者和异见者写到暴力机器的成员，在他们笔下，后者要么表现得确实像“机器”，要么对他们怀有极其强烈的恶意。我并非说他们写的不是事实，只是当自己进入那种地方，过分去留意那些方面，那对自己的心态百害无一利，只会过早让自己陷入无边无际的恐惧，更容易被他们击溃。

跟他们聊天时，我固然发现彼此根本政治立场的不同，但也看得出他们所做的并非针对我个人。里面当然有一些冷冰冰的部分，比如对我的询问和记录，但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工作而已。在与多个部门的多次打交道过程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不同部门的成员，不仅在自我认知上，完全把自己当作正常的公务员，而且也甚少意识到他们对工作对象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比如我在他们面前提到移民，他们会认为我是因为被人肉以后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而不是因为担心他们以后会经常来找我。他们的思维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那就不需要怕他们，如果你做了违法的事，那也不值得同情。也许是我观察得不仔细，但在目前接触到的不同部门的人员里，我还没遇到那种纯粹享受自己掌握权力的快感的。

整个过程中，我除了在发掘他们日常化的方面，也尝试跳出自己的处境，去观察整个维稳机制去如何运作的。譬如说，我大概知道，自己的许多社交账号，包括脸书和推特，都处于被监控之中，但我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监控我的脸书，因为我的脸书的隐私设置已经是最高级，所以有可能是上面的好友里有他们的线人。一旦他们发现我发布了什么敏感的内容，他们会让负责我的国保跟我沟通，要求我删除，如果我拒绝删除，又没能给出合适的理由（是的，在他们那里也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这就会在我的记录上留下消极的评价。他们也会在外面搜集我涉敏活动的信息，这些信息累积到一定程度（像明州案，我发布一次视频就直接敏感爆表了），国保就会约我出来喝茶，让我对那些活动进行解释，我的解释在记录上都会有所反映。根据我对自己那份记录的了解，它至少包括了陶崇园案、左翼青年、明州案和最近去香港游行的事，它也知道我在港台有哪些师友，以及我与哪些外媒有过联系。至于其他人生履历，那是不在话下。

因为这种探索的心态，我慢慢不太害怕他们找我了。这些当下不愉快的经历，都可能转变成我以后做学术和搞创作的素材，一旦这样想，那就变成了一次次冒险之旅，就算偶有损伤，感觉也是值得的。在我所接触的工作人员里，其中有一位给我带来最大启发。我这几年一直在研究官方的意识形态转型，我的基本判断是，这种意识形态转型是失败的，在他身上，我的这个判断得到了印证。

首先根据我和他打交道的一些细节，我可以大概推断出他的级别，我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这两年意识形态转型是成功的，那在他这种级别的领导的思想中，那些意识形态应该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而且如果他真的理解了这个意识形态，他也会有动机对我说出来，因为他在我面前还是代表体制的，这种表态是必要的。我们的交谈，双方都在营造一种轻松的气氛，但他还是说了不少场面话，所以合理来说，这些场面话应该包含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事实上，他确实跟我说了类似的，那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在此之前，他大肆批判了马克思主义，说里面谈到的“剥削”和“剩余价值”，他觉得都是胡说八道。且不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构成真正的意识形态，因为里面包含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一般体制内人员就很难解释清楚它们和普世价值有什么区别。更重要的是，在官方意识形态里，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基础，是不能被批判的。这位有司朋友，不仅如他自己所说，“完全不知道最高层在想什么”，而且也不清楚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向，到最后，只有两个价值是坚定的，一是稳定，二是爱国。

许多人可能觉得诉说自己被喝茶，表情语气应该是凄苦的，或至少是严肃的，我完全不这么认为。在将这些喝茶的细节与自己的理论对应上（有可能这种对应是错的，毕竟样本有限）以后，我没有马上将它写出来，但不止一次在朋友面前说过，还将它变成段子。因为和我谈这些话题的人，大多是有过被喝茶的经历，或者以后可能有这样遭遇的人，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可以有另一种心态来面对和讲述这些事情。我们可以不悲情化，而是日常化、学术化，甚至娱乐化。我们一边理解它，一边嘲笑它，挖掘其中让我们感到熟悉的一切，以此在精神上对抗它意图创造出来的恐怖。和极权抗衡的关键，不是在力量上盖过它，而是一直保持我们身上的人性和人格整全，并将它们贯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公共领域之中。在这个过程，言说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抵御恐怖，它还在其中塑造我们的人格同一性。只有知道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才能明白“我是谁”。

这也是为什么，那位北京的媒体圈朋友会觉得我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只是他的人生境界太有限，只能想得到这是“被权力承认”以后所产生的“自我拔高”，而没有想到这背后是一种他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对学术的“爱欲”和对权力的否定。

这种以小人之心度人的态度，往小了说，可能只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体现，往大了说，其实反映了在对体制持异见立场的人里，不少人持有严重的机会主义思想，和跟体制一样的权力逻辑。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政治”，无非就是“谁统治谁”，所谓的“抗争”，无非就是一方要取代另一方。因此，所有涉及到政治的人，背后都是有利益动机的，一个人参与任何形式的抗争，或者声援别人，都是为了在某个圈子积累政治资本，一旦ta受到体制的约束或迫害，ta还可以将这种代价作为自己身上的“勋章”。这跟当局认为任何抗争行动背后都是有“境外势力”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甚至当局也认为部分的抗争者就是上述所说的野心家。

这种逻辑，在今年四五月份，已经有人在我身上套用过一次，我当时尝试用康德主义解释过一次。这一次我倒不是基于康德主义，而是基于我在世俗利益以外，对一些内在价值的“担当”。这些内在价值，比如友谊、学术、勇敢、价值共同体，又反过来，在我低落的时刻给了我巨大的力量。

有的人可能会说，这是我运气好，当局这次对我手软，否则我将会是另外一番描述，到时就不太可能以这种轻松的心态来面对了。我当然承认这次我的运气比另外一些人要好，但我们更应该承认，对于一个被公权力盯上的人，如何跟各种部门人员斡旋，如何过一种在精神上正常的生活，这是我们长期要面对的问题。二战期间，欧洲犹太人被送到波兰的各个犹太聚居区（ghettos），等待命运的裁决，在里面，他们努力维持一种正常的生活，有学校、医院、赈济处、剧院、音乐会和政党，还有一些只为死得光荣的抵抗组织。我们的情况没有糟糕到那个地步，有什么理由要陷入绝望？

 

原链接：https://matters.news/@byron808/%E4%BB%A5%E8%A8%80%E8%AF%B4%E5%AF%B9%E6%8A%97%E6%81%90%E6%80%96-zdpuAtFRcYJtpkzhc1KyA7DEKN3xrBBygLdpxTDpPo79eShcG

这两天看到一个国安宣传视频，颇值得玩味：小学生阳阳的爸爸在一个军工厂工作，经常在军事论坛发表文章，还被一家海外杂志约稿。有一次杂志编辑要求他在文章后附上他们单位生产的照片，邮件被阳阳看到，爸爸向阳阳解释的时候爷爷推门进来，怒斥爸爸，说他中了间谍人员的圈套，差点出卖了国家机密。几番试探之下，杂志的真实动机暴露无遗，在阳阳和爷爷的劝说下，爸爸向国安机关坦白和举报，同时得到国安人员的感谢和赦免。

这几幅让人想起了毛时代的经典漫画《小红智斗亲爷爷》，不同的是，这次“斗争”的对象变成了“爸爸”，爷爷反而是和小主角站在一边的。从三个人接受教育的年代，我们其实不难理解：爷爷大抵是上世界四五十年代出生的，接受的是根正苗红的教育；爸爸应该是七零后或八零后，虽然青少年时代也接受过一些政治思想教育，但是成年之后资讯开放、网络发达，多多少少受了一点“自由化”的影响；而零五后左右出生的小明，可能是重新要接受全面意识形态教育的一代，而这种教育随着“新时代”的来临，只会有增无减。漫画里隐含着一种微妙的新“出生论”：在“自由化”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是有原罪的，是要忏悔（坦白）的，否则就会自绝于亲人，自绝于国家。

我很希望这些都是我想多了，很可惜不是，最近还有一个新闻，说各地建立了许多“红军小学”，在一篇报道之中，学校里一位老师和一位学生的问答引起了我更多不安。老师用“传教士般”的声音问学生：“我们的幸福生活从哪里来？是谁给乐我们幸福生活？”学生用稚嫩而嘹亮的声音回答：“幸福的生活来自革命烈士的鲜血！来自红军！”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接受的是“红色教育”，但是毛时代的革命教育里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等成分被大大淡化，代之以对共产党和红军作为实现国家独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队和先驱者的强调。仔细看一下，这231所学校大部分建立在偏远地区，不少“红军小学”建立在革命根据地附近，可以预见的是，这样的学校会越来越多，以后贫困地区的儿童所接受的教育，很可能会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

即使是富裕一点的地区，也不见得家长有更多的选择。现在所谓的民间教育，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国学班”和“读经班”，其中王财贵一脉的“老实大量读经”班，名气最为响亮。2013年，我去深圳梧桐山脚的一家国家馆拜访过，馆长虞先生跟我说，他们发现了一种“失传已久的读书方法”，几年之内一定可以把所有的中西经典背诵下来，且理解得比一般的读书方法深刻百倍。如果做不到，那“一定是自己的问题”。在交谈过程中，我发现虞先生确实是个出色的场面人物。一方面他的话很有煽动力，比如他会说自己“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可以跟着王财贵先生“读一点书”，“书”字后面的音拉得特别长，让人觉得这简直是人间乐事。另一方面他也懂得适时显露杀气，用以镇住提出怀疑的人。我问他如何看待牟宗三先生（王财贵的老师）对康德的推崇，康德的著作是否能用这一套方法来掌握？他不做声，请我喝茶，我看他眼睛咪成了一条缝，嘴角略微歪斜，直勾勾地盯着我，也就不再强求他回答了。在馆里我遇到了一位家长，粗略询问了一下上学的费用，发现这对于一般家庭来说，负担还是不轻。

此后深圳《晶报》等媒体曝光过梧桐山脚的这批学堂的共同问题：只让背诵不给讲解，学生几年之后迅速遗忘；浮夸宣传，说什么“以后梧桐山的圣人，要一卡车一卡车地往外拉”；高额学费等。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叫郑惟生（化名）的“读经少年”给同济大学的柯小刚教授写信，历数自己九年读经的遭遇：母亲被王财贵的演讲感召，将他送到读经班；他在深山隐居读书，住一间十平方米的毛坯房，没有自来水、厕所、暖气、电子产品，每天四点半就要起床，整个冬天都不洗澡；师资良莠不齐，老师要做的是就是按下复读机的按钮，要他们跟着复读机念，然后背诵，不教他们认字，也不解释背诵的内容；学生的最终目标，就是在录像机面前一字不漏地背出三十万字的《论语》、《孟子》、《佛经选》和《莎翁十四行诗》，进入王财贵主持的文礼书院。 柯教授本来是儒学圈中人，也在自己创办的网站“道里书院”做了多年的儒学推广工作，对于读经本来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是郑惟生的经历，让他内心难以安宁。他又陆续接触了一些读经班出来的孩子，发现他们中文读写能力极差，英文也处在小学入门水平。在2016年的上海儒学大会上，他对“野蛮读经”提出了激烈批判，引起儒家圈其他人士的不满。有受过他提拔的儒生，讽刺他只顾攻击讨伐，不去实实在在为民间儒学培养师资。

一年多过去，柯小刚教授还在孜孜不倦地反对“老实大量读经”，但儒家圈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反省和内部调整，只是象征性地开了一些会，邀请双方到场，像香港黑帮大佬谈判一样，“四四六六拆掂佢”，最终握手言和。政府对于大量的“毒经”报道也是一只眼开一只眼闭，因为政策的方向已经在往推动国学教育上走，民间的读经运动，当然被当作有用的经验保护下来。就像一些报道里所说，被“毒经”伤害的孩子和家长，只能像大多数强奸受害者一样，默默承受，自己疗伤。

有的人会说，政府一边大搞红色教育，一边力推国学教育，岂不矛盾？这还是没有把握好形势。如果意识形态方面，儒家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说得没有矛盾了，那在教育方面搞“通三统”，又有什么奇怪的？儒家不仅和马克思主义没有矛盾，在教育实践上，儒家还可以和任何一种主义结合。最近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豫章书院”，始建于南宋，曾经是传播程朱理学的重镇，现在却被弄成一个专门收留、改造问题少年的“戒网瘾学校”。你觉得这个和儒家毫无关系，但是在书院的宣传页中，他们是这么说的：“教学承接古代优秀伦理教习文化包括有晨昏之令、星期会讲、塑望之仪、春秋释典、加冠成士、开笔辞山等十一套书院礼仪。”校长吴军豹也坚定认为书院的办学理念是建立在儒家的基础上的，他说，“教”就是由“孝”和“文”组成的，没有“孝”文化做基础，如何能称之为“教”呢？在这种理念下，学校教家长如何把学生骗出门，等学生到了书院，又将他们脱得精光，先关在小黑屋七八天，出来以后，让他们搬砖、扛水泥、吃连猪狗都不愿吃的饭菜，稍有反抗，就用钢筋做的龙鞭抽打他们。 第一次看到这些描述，我还以为自己在读《古拉格群岛》。有的儒家辩护士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儒家，不能把屎盆子扣到儒家头上，可豫章书院的课程里，四书五经确实是重中之重，我觉得还不如像儒生任重一样，大方地承认这也是个儒家认可的一种管教问题青少年的办法。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为了保持科学技术方面的国力增长，固然不会放弃科技教育，但是中小学的人文教育会被红色教育和国学教育全面取代，那些被“自由化”影响的家长，只能将孩子送到国际学校了。让人忧伤的是，这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负担得起的。全国的国际学校数量十分有限，且学费昂贵，能够上得了国际学校的孩子，父母绝对中产阶级以上。而且政策似乎有收紧的趋势：去年年底有消息称，上海要整顿那些接收中国学生的国际学校，不再允许外国投资到义务教育阶段，还要求国际学校开设中国规定的小学初中课程。这意味着，一个中国孩子必须在体制内读完初中才能上国际学校，在初中结束前孩子会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家长是没办法控制的。

所以情况是这样的：体制内的教育，意识形态化会越来越严重，体制外的教育，允许存在的只有大量的读经班和少量只有富人才上得起的国际学校（且在义务教育阶段之外），这就是未来中国教育的图景。至于如雨后春笋出现的线上教育app和付费知识平台，它们要么是体制内教育的附庸，要么只能提供一些碎片化的内容，本质上和教育没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将“杨永信”等人创建的“戒网瘾学校”纳入这一图景，作为不服从的青少年的归宿，那我们的下一代所要经历的“教育”，将是相当恐怖的。
 前两年有部香港电影叫《十年》，其中的一个故事，说彼时的香港，教育已经全面被国家掌控，香港的小孩，都被培养成了“红小兵”，有权对街坊街里的店铺进行各种政治审查。当时有些朋友看完，觉得这是一种情绪化的政治表达，不值得重视，现在回过头来想，我们真的不能高估所谓的“历史潮流”，我们也不能低估技术进步和政治高压之间的兼容性。

许多自由派总是觉得，中国越开放，越拥抱全球化，就迟早会被世界主流的政治文明所同化，现在看来，就像秦晖先生几年前说的，开放和全球化的结果，也有可能是中国同化世界。美国《时代》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写着“中国赢了”。在封面文章《中国经济是如何赢得未来的》中，作者伊恩·布雷默说，不仅中国很快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以美国的制度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已经对世界的其他地方丧失了吸引力，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所谓“中国模式”）却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模仿。我觉得最糟糕的一种情况是，在特朗普这样的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可能会自己模仿起中国制度的某些方面，用以稳定国内政局和促进经济的发展。

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除了美国领导人的不稳定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中国正在通过一种很隐秘的方式，向全世界输出极权主义。这种方式和我们前面所说的教育密切相关。现在的九零后，成长在思想政治教育最宽松的一个年代，也享受着高速发展的经济和技术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教育资源。很多人期望他们成为中国最具开放性、最具世界眼光的一代，事实上他们也做到了，九零后的出国留学率远高于七零后和八零后，他们的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对全球资讯的把握和运用，也不是前两个世代的人可以相比的。但要说这意味着九零后更加“自由主义”，那就太天真了。

“小粉红”的出现，让我意识到在政治相对宽松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不少也早已暗暗地被打上民族主义的“思想钢印”。 第一次关注“小粉红”是在去年年初时，帝吧集体翻墙，出征台湾facebook，用表情包轰炸了多个台湾主页，其中包括蔡英文的个人主页。后来，一位澳洲国立大学老师在课堂PPT上用中文写“我无法容忍学生作弊”，引发中国留学生愤怒声讨，要求校方承办这个“种族歧视”的老师，事后该老师不得不作出道歉，尽管据知情的学生透露，这位老师这么写，只是因为刚处理完一起中国留学生作弊事件，该学生说“我看不懂英文，不知道能不能作弊”。今年马里兰大学毕业生代表杨舒平在演讲中盛赞美国的空气和制度，被夸张翻译后在网络传播，杨同学被人肉得底朝天，在美国和马里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不仅要跟她划清界线，而且还有人扬言见到她要“抽她耳光”。两个月前，一个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的大陆女生撕掉民主墙上的“港独”海报，遭到学生会工作人员的阻止，双方用英文进行交涉，过程被人录成视频，在网上疯传，第二天，民主墙上出现了许多打印的表情包，以表示对反港独女生的支持。我有在中文大学读书的师弟，在公号上就此事发表看法，很快就收到暴力威胁。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周保松老师，其新浪微博评论下突然出现大量侮辱性言论，骂他是港独分子，要对他如何如何。

这些还不能和文革时红卫兵的行为相提并论，但里面有一些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地方：这些九零后的“小粉红”，非常擅长“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了解西方“政治正确”的逻辑，随时懂得利用自己的“少数族裔”身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会在自己内部搞政治审查，《纽约时报》有过报道说，中国留学生在课堂上不敢表达真实的观点，因为怕被中国同学向大使馆告状，使自己的档案出现污点；他们也懂得什么样的方式是对“叛徒”最大的惩罚，像那位杨舒平同学，因为被扣上“辱华“的帽子，回国的前途已经基本断送，家人在国内可能也会出现麻烦；他们还经常给任课的老师施压，让老师不要发表对中国不利的观点，或者讲授与他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不同的历史内容，已经有老师因为在这方面被中国学生投诉而遭遇麻烦；就好像我一位研究政治传播学的朋友所说，表情包也成了他们进行“政治动员”的有效武器，在面对“港独”、“台独”、“反华势力”时，共同的爱国热情在共同的表情包文化之中得到有力表达；他们背后还站着中国驻各个国家的大使馆，以及共青团团委这样的组织，给他们提供资源和指导，统一收集来自他们的所有“情报”。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赞成贾葭兄说的“早发早移”，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逆向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世界也不能摆脱掉中国的影响；如果中国要往极权化方向演进，那其他国家也不能独善其身。你以为你肉身翻墙就万事大吉？在中国势力极速扩展的当下，一个中国人，不管去到哪里，变成哪个别的国家的公民，他依然要活在中国的阴影之下。每年有几十万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也有几十万中国人移民海外，他们不仅仅促进了当地的教育和移民产业，他们还输出了中国的价值观。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所在的这个国家，中国人正越来越多，而且他们没有因为入籍而改变自己的政治忠诚，他们还是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当中国和他们所在的国家发生冲突时，他们还是第一时间站在中国那一边；你所在的这个国家的教育，也渐渐在被大量涌入的中国留学生改造，学校里自由讨论的风气已经不存在，任何不符合这些留学生的政治观点都会被他们记录、投诉、或以一种政治的方式报复，作弊、抄袭、代笔可能也会成为常态；最可怕的是，你所在的这个国家的政府，正在开始模仿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比如政府一步步扩大自己的权力，忽略一些人权方面的考虑，以保证政局和社会的稳定。

就好像我前面说的，九零后是生长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一代，就连这一代人都有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那像“阳阳”这样在新时代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零五后和一零后，情况就更堪忧了。也许你们还没察觉到恐怖，我帮你们把这些碎片拼一下，你们就懂了：如果你是一个有“自由化”思想的人，且打算结婚生子，那你未来的生活，可能会过得相当痛苦。首先，你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购买学区房，才能保证你孩子有学可以上。其次，孩子在学校里的事，你不是完全不能干涉，比如现在许多学校开始有家委会，家委会还有象征性的选举，供家长炫富，以缓解学校和家长之间的矛盾，但是思想政治那一块，家委会碰都别想碰。然后，学校当然会教孩子“孝顺”家长，毕竟这是新时代思想的一部分，但前提是家长必须爱党爱国，对于不够爱党爱国的家长，学校会鼓励孩子多多做父母的思想工作，争取将父母改造过来，如果真的不行，那孩子必须告诉学校，由学校联系父母的单位进行处理。最后，当你的孩子成年的时候，你大概就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变成什么样子，那就是你年轻时在网上碰到，最想对他们说“你老豆老母生块叉烧都好过生你”的那种人。

许多人也不认可我对儒家意识形态化的判断，觉得“全面左转”更有可能，这真是小看共产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要搞大清洗和文革，一定需要依靠“共产主义”吗？这两天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乌有之乡等毛派网站搞了大型活动，各种自由派人士和托派社团都有回顾和纪念的文章出现，而那个从小给我们灌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官方却寂静无声，“新华视点”的微博推送了一条“历史上的今天”，讲的是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逝世。我们将见证一种去共产主义化的极权主义的诞生。

今年我那篇《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不婚主义”》被一些自由派的朋友批判说，如果自己的孩子，你都没办法把他教成一个自由主义者和反物质主义者，那你凭什么要别人去相信你那一套呢？是的，我其实并没有那么相信思想和教育的力量，政治可以实现的对人的精神的控制，比思想和教育能够产生的影响要强大数倍。如果我有孩子，我是没办法为他隔离开所有红色教育和国学教育的，即使我将他送出国，我也没办法保证他可以活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因为现在，这里所生产出来的问题，会是全球性的问题。

希望我上面说的都是乌鸦嘴，希望我永远都是杞人忧天。

文化大革命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事，可是虽然事过半个世纪，但当时发生的种种事件都还历历如在目前。

文革开始我才二十几岁，因为公开发表的文件说，文革要“革”的是“党内走资派”，　所以我以为那不关我的事，因为我既非党员，更谈不上是走资派。没有料到，文革开始不久事情就弄到我头上来了。

先是我们家被抄，弄得一塌糊涂，满地都是东西，钢琴也被运走。不过我们那条胡同里，家家都被抄，所以也就算了。

在这之后一年左右，我在家生病，朋友来看我，随便聊天，结果真所谓“祸从口出”：我们随便聊天时我说了几句开玩笑的话，结果不知怎么传到了我的同事那里，他们说我是反革命，我就成了罪犯。

罪状

我犯了什么罪呢？

我的“罪状”有两条。第一条是：有一张宣传画儿，上面是毛主席像，下面是一条语录：“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我就开玩笑说：毛主席这张像显得很胖，他是吃干的还是吃稀的呢？

第二条是：江青当时算是文化先锋，她曾说什么，《蝴蝶夫人》这出戏下流的很。我就不服气，我说，《蝴蝶夫人》这出戏一点都不下流，完全是站在那被欺压的巧巧桑，美国上校平克顿显然是个反面角色。她（指江青）自己演的电影，像什么《王老五抢亲》才算的上是低级趣味呢。

现在看来这两条罪状都很可笑。我觉得，那头一条，如果我真的当面向毛主席开玩笑，他也不会生气，更不会说我是反革命，因为我这个“小孩子”根本不可能对他的权力有一丝一毫的影响，甚至他可能会利用我的态度来加强他的“平易近人”的形象呢。

第二条罪状，我现在觉得很幸运，他们没有向江青汇报，如果她要是知道了，那我真可能是死路一条了。

反思

我到了英国之后，北京对外广播部有个代表团来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当时是左漠野（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委兼国际广播部主任）带队，黎晓东做翻译。她见到我还说，“当时你说江青的话看来是对的！”

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我还都记得。我一直都在想，文化大革命要革的是“党内走资派”怎么会搞到我们这些完全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头上来呢？事后一想，的确是有个合乎逻辑的答案的。

很多人都说，文革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把失去的权力，从刘少奇他们那里夺回来。如果这个假定肯定的话，那么一切就都容易解答了。毛泽东要把中国弄成他脑子里的“理想国”，但他的权力已被移走，只剩一个空名，所以他要把权力夺回来。他唯一可利用的是他的“名”，也就是对他的“个人崇拜”，也就是群众。

这在中外历史上政治斗争中是常用的办法。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就有生动的描写。毛泽东是熟读古书的人，而且有胆量和魄力，能巧妙的利用这个办法，不惜一切！他要夺刘少奇手里的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刘少奇掌管全国各地各层的党组织，根子很深。要弄倒一棵树，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挖根”。从一九五七年“反右”后，各层权力集中在共产党手中，党支书的权力大得很，又批评不得，因为你批评党支书就是反党，所以尽管有些党支书是比较正直的人，但也免不了有些错误的看法，会亏待或得罪一些人。

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很清楚。他就先发动所谓“大民主”，利用人们的“记恨”把权力同掌权的人分开。广播电台也一样，大字报一贴，支书成了众矢之的，权力自然就脱离掌权人了。

权力斗争的另一方也不会就在那里不动，坐以待毙。

他们想办法使毛不能顺利地利用群众，于是就想办法转移群众的目标。转到哪里去呢？只有去打那些所谓“死老虎”了，地主，资本家，历史反革命等等，一些知识分子也包括在内。

什么抄家啦，抓什么“特务”、“反革命”等等都不是毛泽东要整的对象。一旦开始打“死老虎”，给人造成假象，似乎社会大乱。毛主席的政敌的子女先搞出一个“红卫兵”来帮助老子转移群众目标，打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

毛泽东则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利用红卫兵来“炮打司令部”。人人当时都觉得，社会大乱，其实社会并没大乱，电灯，自来水，公共交通等等都没有受影响。

毛泽东看穿了对方的对策，完全不予理睬。虽然一些无辜的“死老虎”被整死，很多人遭殃，看不穿的人自杀等等毛泽东都不在乎，照样按他的计划进行，最后他成功地把权利夺回，把政敌打垮。然后他再把各级的权力归还掌权人，大部分干部都恢复原职。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林彪事件使毛主席的自信心受到打击，这已是后话了。

中国现在和毛的时代不同了，年轻人跟本不可能像想文革时的情景。我知道，我们这些无关痛痒的小民遭殃与否无人问津，能活着出来，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我想，毛泽东在权利斗争中无意中种下的“造反有理”的种子也许会有出乎意料的后果。

注：本文不代表BBC立场和看法

网友反馈

人民没有独立思考，社会不给言论自由，人民没有权力发表独立反对意见，就会产生独裁者。独裁者是社会和人民的灾难，毛泽东能发动文化革命和希特勒能发动二战就是例子。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就是产生独裁者的制度，也就是产生灾难的制度。不铲除这样的制度，中国社会和人民就是生活在随时可爆炸的灾难火山口，没有机会免除。希望国人们不要对现有制度抱幻想。

佚名

那位来自美国的lyzh，你连《蝴蝶夫人》和《王老五抢亲》是什么都不清楚，更不知道作者的来历，就在那儿信口开河，不怕被人笑话吗？

《蝴蝶夫人》是著名歌剧，《王老五抢亲》是江青（当时还叫蓝萍）在一九三七年拍的一部电影，跟样板戏有什么关系？

本文的作者是严亢泰先生，祖父是中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严裕棠，现在台湾十大财团裕隆集团就是他伯父的。作者从小在大家族成长，进北京外国语学院读的俄英法三国语言，同学有傅聪的弟弟傅敏。1975年被周恩来特批离开大陆去了英国，在BBC中文部工作了后半生。虽然算不上书香门第，但在文革开始前已经受过了高等教育，来往的也不是白丁。和朋友聊到江青当年的作品，发一些对文艺评论的不同意见，不是很正常吗？难道所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都像现在的小粉红一样，一脑子浆糊才是正常的？

游客1

從香港人的角度看文革就是兩個制度的比較.

60年代香港人普遍貧窮, 殖民地管治不彰, 社會不公平, 貪污情況普遍; 但相對於同期間大陸文革的翻天覆地, 香港還算是一片”淨土”. 60年代是香港人的所謂 “獅子山下精神” 的起始. 而同期間, 大陸社會就處於一片瘋狂的狀態.

60年代的港英殖民地政府沒有內部權鬥, 更沒像中共政權般將人民變成內部權鬥的工具和犧牲品. 而作為當時香港宗主國的英國, 其社會及政治制度亦不可能產生像文革般的全國性的大動亂. 英國政黨內外, 民主議會內外從來不乏政治鬥爭, 但都不會被泛化成為所謂 “社會階級” 鬥爭, 更不會動輒訴諸暴力.

因此, 60及70年代香港殖民地的繁榮穩定, 與同期間中國大陸的動盪不安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背後原因就在於兩地政治制度的分別. 若然當時的香港是處於中共治下, 後果如何? 不難想像.

香港仔, 香港

精彩。这是对文革的一种认识。但似乎也未必。因刘邓并未一开始就料到有“炮打司令部”。在这张大字报出来前就有破四旧抄家游街打人等针对地富反坏右的行动了。似乎文革的成因更为复杂。这从在上海发表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可以看出毛泽东是蓄谋已久的夺回大权的斗争。再从踢开党委闹革命看，就是要弃原有的党政官僚体系，建立服膺于毛家天下。而华国锋在毛眼中不过是过渡人物。江青才是真主子。这从毛赞秦始皇论百代行王制得到印证。

是否可认为文革是打倒政敌建立毛家天下的反动。

Canada tor. on

BBC中文部：如果你们能发起一个换位思考的小议，或许会能增进我们思想的深度：文革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除了文化破坏，社会破坏，生产力破坏，人生灾难，等等？没有文革十年动乱 思想的和物质的，现在的中国人的个人观念，对社会和国家管理层的认知，民主意识会是怎样的？今天的改革开放又是啥样？人们的金钱观念，道德观念，社会观念又会是如何不同？我完全赞同对文革的全面否定结论。作为一位科学人，我也意识到，文革，就象一场战争，破坏巨大，但爆炸性地解放了中国人那禁锢千年的思想。

Edinburgh, UK

文革时候，一个20来岁的人能清楚知道江青怎么搞样板戏和说什么？

BBC节目撒谎也撒点水平出来吧。

lyzh, USA

看来文革的的亲历者也很难看懂文革的真相。

“红八月”、“红色恐怖”并非毛的政敌转移目标，而是毛用以“打场子”的力量。靠这些人把法律秩序践踏殆尽之后，用非法手段囚禁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人也就没有了法律意义上的障碍了。

焚烧和尚伞

 

转载在BBC中文网，版权归BBC和原作者所有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6/05/160517_cultural_revolution_experience_yan_story

思想审查之恶

周保松

微博炸号的本质，是剥夺个人自由。而所有网路审查的目的，都是在限制个体表达意见和传播讯息的权利。生活在微博，就是活在一种每时每刻都被监控和被干预的状态。

这是怎样的状态？这种状态对具反思意识和自由意识的独立个体，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讨论炸号之伤，我们不能不谈不自由之恶。

炸号是微博监控的极致，但在炸号之外，还有不同层次的言论审查。举例说吧，如果你在微博发表某段话或某张图片，你有机会遇到以下几种情况。

一，你的帖子只有你自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而你误以为所有人能看到；

二，别人能看到，又或只有互相关注的人能看到，但却不能评论和转发；

三，你的帖子直接被删掉，你和所有人都看不到；

四，你的所有发帖必须先被审查，获通过后才能出现在你的微博。

五，你会被禁言，俗称“关小黑屋”。禁言时间可以是一星期、一个月，甚至一年。禁言期间，你不能发帖，不能评论，也不能转发。

以上待遇，我全部经历过。

我们也要知道，从2018年3月起，微博已全面实施实名验证。要使用微博，你必须留下你的身份证件号码或行动电话号码。换言之，如果官方因你的微博言论而想找你麻烦，完全没有难度。此外，如果你的发帖如被认为有“网络诽谤”之嫌而又被浏览5000次或转发500次以上，便已触犯刑法。

在这种大环境下，微博使用者如何才能避免触礁？很简单，自我约束和自我审查。最安全的，是只看不说。不转发不评论，做个沉默的旁观者。其次，只关心吃喝玩乐和明星八卦，绝对不碰敏感议题。再其次，碰上某些不义的重大公共事件，实在忍不住有话想说，也必须小心翼翼，避免使用任何敏感词，而用隐蔽迂回的方式表达。

我敢说，绝大部份使用微博的人，都活在这种自我审查的状态，而这正是当权者想要的效果。微博有几亿用户，无论科技多么先进，官方也难全面监控。如果它能使得大部份人因恐惧而自动噤声，并鼓励大家纵情声色娱乐，社会自然“和谐稳定”。

由于我每天同时使用脸书和微博，对此体会尤深。在脸书发帖，我从来不曾有过被审查的顾虑，事实上我也未经历过。你会轻松自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并觉得你的脸书空间完全属于你，完全不用担心有人在监视和限制你的发言。 （当然，脸书同样有言论尺度的限制。）

微博是另一个世界。每次发帖，我几乎都会问自己：这个帖子会否因为太敏感而被删去？我会否因此而被禁言甚至被炸号？这种恐惧恒常存在，而我知道这绝非过度担心，因为实在已有太多类似经验。回看我的微博，满目都是“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微博举报投诉操作细则》”而被删除的帖子。每年六月四日前后，一句“今天是几号”或一张蜡烛照片，都会在数分钟内被删。

久而久之，我已大概知道什么样的帖子，会被微博小秘书盯上，因此会尽量避开。必须老实承认，虽然身在香港而少了大陆朋友的许多恐惧，但为了生存得久一点，我也慢慢习惯了自我审查。不过，尽管小心翼翼，也总有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今年四月，我分享余英时先生一篇反思五四运动的学术文章，心想这种文章应该没事吧，结果是连号也被炸了。

我是研究政治哲学的，熟悉各种自由理论，对于自由之好和奴役之恶，可以和学生随便谈上几小时。但当我的言论与思想自由一次又一次被权力粗暴践踏时，我发觉读过的诸多理论都不足以体察和解释我的感受。 最真实、最直接的感受，是羞辱。

想像一下这样的情景。当你在微博发言，你清楚知道，有个你永远见不到的人在黑暗中时刻监视着你。他手里拿着刀，只要你的言论过了界，刀便会砍下来。他永远不会告诉你界线在哪，也不给你机会解释。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他的判决是最后的。他决定你什么时候可以说话，什么时候必须闭嘴。你必须服从。你和他之间没有任何讲道理的余地。

这就是我们国家对待人民的方式。据《宪法》第35条，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据第38条，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现实却是，我们的言论自由日复一日遭到国家践踏，我们的人格尊严每天都受到国家侮辱。

这是小事吗？

这怎么可能是小事。既然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就有最大责任去履行承诺。现在国家不仅不作为，还带头用最粗暴的方式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请问这种国家的统治正当性何在？！是的，身为个体，我们无权无势。但这又如何？难道因为我们脆弱微小，国家就可以为所欲为？当然不可以。因为这等于国家背弃了它对人民的基本责任，也就等于放弃了正当统治的权利。施行暴力和拥有统治的权利，是两回事。 这是怎样的人格羞辱？

就是国家不将她的公民当人来看待。道理并不难懂。人是什么？人会思想，会讲道理明是非，会懂得为自己做选择，并会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基于这些特质，人是自由自主的道德主体。

人的尊严，建基于人是能思想的主体。思想需要自由。当人不能自由地、没有恐惧地思想，生命就会扭曲变形，丧失健全独立的人格。思想不自由，伤害的是社会上每一个人。

有人或会说，你太当自己是一回事了。只要你不这样看自己，你就不会如此受苦。换个说法，既然我们改变不了权力，那就不如改变我们自己。

我必须承认，作为一种应世策略，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对思想审查如此深恶痛绝，并在言论受限时如此倍感羞辱，确实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一种对自我的特定理解。我们理解自己是自由人，并极为重视这个身份，所以才对不自由如此敏感。如果我们接受自己生来就该被人统治，接受人除了吃喝拉睡并无任何特别之处，那么我们对于自身遭到奴役压迫，也许就不会那么在意。自由的价值，和主体的自由意识直接相关。

确实如此。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度，如果大家都不当自己是主人，习惯于屈从认命，对自由没有向往，也不愿意奋力争取，我们怎么可能成为自由之国？

既然困局在此，那么出路也在此：我们须转化公民的主体意识。我们须在教育、在文化、在家庭、在网络，以至在生活每个层面，逐步让国人明白我们生而独立、自由、平等，理应得到国家的公正对待。这不是施舍，这是我们身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新文化运动以后，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都在为此努力。只可惜百年过后，我们离自由社会仍然很远。如果自由是人的尊严所在，我们便别无选择。我这样说，既不愤激也不沈痛，而是如实道出我们要做的工作。自由意识的开拓、累积和深化，不应只是几个知识分子的工作，也不能指望一两场社会运动，而是必须通过所有公民在日常生活一点一滴长期实践，让自由的理念走进我们的生命，使自由的价值沉淀成社会共识。

这个过程，漫长艰难，但只要更多人一起走，自然会有路。是的，不一定所有人都有机会见到路成的一天，但没有每个人在路上踏过的足印，路从何来？！何况我们选择在自由之路行走，自有奴役之路无从得见的各种好风景。

有人或会问，既然微博有那么多限制，而且这些限制并非微博自身所能控制，那么干吗不离开，改到墙外的推特和脸书继续发声？继续留在微博，还有意义吗？

以我所知，不少朋友被炸号后，都已转战推特。我也经常鼓励网友翻墙关注我的脸书，接收更多墙内看不到的资讯。尽管如此，我始终觉得，只要还有丁点的言论空间，微博仍然值得留守。 我有四点考虑。

一，大部份大陆网友不懂或不习惯翻墙，而且翻墙的难度和风险愈来愈大；就算能翻出去，由于文化圈子和网络环境不同，大陆网友也很难像在微博那样积极参与讨论。他们当中许多人会觉得，此地信美终非吾土，是故难以久留。

二，尽管限制重重，微博仍然是大陆用户最多及公共性最强的网络平台，容许网友互动讨论和转发讯息，因此即使删帖炸号不断，仍然值得我们屡败屡战，尽力突破言论审查和新闻封锁，让更多的光照进暗屋。

三，微博仍有许多对社会有关怀，对思想有向往，以及对生活有追求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微博是寻找同道和思想启蒙之地。如果微博日渐荒芜而又没有其他更好选择，这些年轻人将难以在凛冽大地找到一小块思想绿洲，呼吸到一点自由空气。时代艰难晦暗，围炉取暖，彼此守望，是我们一起走下去的重要力量。

四，我们每天在微博理性讨论、针砭时弊、分享文章，以至集体抗议，其实是在实践一种公共生活和开拓一片公共领域。微博最大的潜力，是它的公共性：我们并非藏在私密空间和一小群熟人交流，而是站出来与所有人公开讨论；我们交流的话题，很少关乎个人私事，更多是关于公共事务；我们使用的概念和诉诸的理由，往往是彼此能够理解的共同语言；我们说服他人的方式是讲道理，而不是依仗暴力。

公共言说，本身就是一种行动。留在微博继续说话，本身就是一种抗争。当然，以上所说是较为理想的状态。微博公共性的程度和质素，并非自然而然就存在，而须靠大家一起努力。事实上，许多人离开微博，不是因为炸号，而是因为对微博的公共性彻底绝望。

我也经历过无数人身攻击和人格羞辱，目睹过许多可怕的网络欺凌。我甚至为此辗转反侧感触落泪。恶的极致，有时并不令你愤怒，反而教你悲悯：你会想，世间为何会有被这么深的恶缠绕以致完全失却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人，这是多大的不幸。

微博确实不是乌托邦，有时更是人性丑陋的放大镜。我因此理解许多人为何放弃微博，选择退到像微信群那样的熟人小圈子。不知不觉间，在我认识的朋友中，我已成了少数还留在微博且仍然想方设法继续言说的人。真的值得吗？我不止一次停下自问。经历两次炸号一切归零后，这个问题对我尤其艰难。

一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值得，因为我们别无选择。集体离开微博而又没有更好替代，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放弃努力在当今中国活出一种公共生活。我们这样放弃，结果不会更好，只会走向一种私人的、离散的、消费为主的，却失去了公共性的生存状态。 （注17）如果是这样，微博就是不得不守的阵地。原因很简单，没有足够数量具公共参与意识的自由人，没有足够数量愿意通过公共讨论学习聆听、容忍和尊重异见的社会人，我们就很难突破现状。

我真的相信，我们在微博每一次就社会事务发声，每一次与网友作思想交流，都在改变自己和改变世界。这些改变虽然看上去很微小，但世界由人组成，我们改变，世界就必然跟着改变。只要有更多的人加入，情况就会不同。

 

转载自：

https://matters.news/@pochungchow/%E6%80%9D%E6%83%B3%E5%AF%A9%E6%9F%A5%E4%B9%8B%E6%83%A1-zdpuB39Aycq7fSvWSWzxNCbar7gdB2Y1JpH6E29Nk4m6DqG8D

*節錄自〈自由誠可貴 ──我的微博炸號紀事〉，收在《我們的黃金時代》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9）。

首先，香港政制本身要求香港政府邀请其他国家就香港事务发表意见。《基本法》第39条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特区成立以来，政府多次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交待香港的人权状况，并派员出席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会议，回答委员的质询。过去的质询，包括尽快实现普选、外籍家佣工被虐待和少数族裔的教育问题等。香港的民间团体也会列席相关的联合国会议。简单来说，外国政府对香港的问题发表意见，其实是《基本法》得到落实的体现。

拉阔一点去想，从全球化的框架下思考国际关系，尽管中国政府经常宣称香港事务属中国内政，但站在外国政府的立场来说，它们如何和香港打交道也是他们的内政。由于它们设定对港政策之前，必须先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关系作出独立的评估，因此他们关心香港的具体情况，也是正常的政府行为。

香港能成为一个特区，很大程度上要外国政府的认同才能有实际意义。毕竟，特区的特别之处，往往关乎涉外事务。举个例，朝鲜也可以把境内某个地方划为特区，但如果外国不认为这个地方和朝鲜的其他地方有什么现实上的分别，不对这个地方作出任何差别对待，这个所谓的“特区”就会变成一纸空文。

放在香港，尽管《基本法》容许香港单独与各国签署双边协定，但对方是否愿意和香港签署这些协定，却是该等国家的主权范围。例如说香港相对于中国大陆是一个独立的关税区，和拥有独立的入境地位，都并不是中国政府自己宣称便会有效。有些外国政府会对香港出产的货品提供免税优惠，对中国大陆出产的却不会；有些外国政府会对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提供免签证待遇，对中国护照的持有人却不会。这些差异都是建基于他们相信香港特区和中国大陆之间有现实上的区隔。如果有天中国大陆的货品可以随便在香港换上香港制造的标签，中国护照的持有人可以随便在香港拿到特区护照，而香港政府又无从阻挡的话，那么外国政府就很有可能会撤销对香港的差别待遇，香港作为一个特区的实际意义就会大幅下降。

《美国—香港政策法》实施的前提

以美国的《美国—香港政策法》（又称《香港关系法》）为例，该法便规定于1997年7月1日之后，如美国总统断定香港已没有足够的自主性以获得某些美国法律的差别待遇，则可以行政命令暂停该等法律在香港适用。举个例，美国有一些科技产品是可以出口到香港而不可以出口到中国大陆的，如果美国发现出口到香港和出口到中国大陆已没有差别，当然会停止对香港出口这些产品。

美国奉行三权分立，为确保联邦政府有切实执行《香港关系法》，国务院会不时向国会提交报告，介绍港美关系和香港有否严格落实高度自治。这些报告的内容包括和美国直接相关的部分，例如当香港于2017年首次拒绝把一名美国的通缉犯移交美国，反而按中国政府的要求将之移交中国大陆，而中国大陆方面却没有公布相关案件的处理情况。报告中也会论及香港的整体情况，例如众多媒体被与中国大陆有商业利益的公司控制，新闻从业员认为它们会因经济和政治原因作自我审查等。

为调查实况，美国国会也会邀请香港的政治领袖出席作证，让美国的民意代表更有效监督联邦政府对《香港关系法》的实施，尽管这些听证会在中国政府的眼中就是香港的反对派到外国抹黑中国。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来说，香港有多少自主是中国内政，美国无权过问；但在美国政府的立场来说，美国如何对待香港是美国政府的工作，而这点建基于美国认为香港有多少自主，所以有责任主动搞清楚。而如果有天美国真的要撤除对香港的差别待遇，也会对美国自身的利益会带来一定冲击，因此美国见到可导致此事发生的发展时提醒中国和香港政府，正常不过。

//《香港关系法》成为香港近年热议题目//

说到底，活在全球化的年代，已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不和其他地方打交道。所谓拒绝“干预内政”的说法其实是一把双面刃，世界各地都可以同一板斧来回应中国。例如香港政府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可阻碍台湾政界甚至学界前来香港交流，又可拒绝为外国驻港记者续期签证，并且不予任何解释；但对方同样可以增添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的入境困难，而不予任何理由。如果香港的学生即使获哈佛或耶鲁取录，却因拿不到学生签证而不能入境美国，又或对香港出口美国的货品征收与中国同等的税项，虽然理论上也是美国政府的内部决定，却肯定会引起香港市民对香港和中国政府的不满。

《中英联合声明》已完成历史任务？

相对于其他国家政府对香港的关注，英国政府的关注则更难称为说三道四。英国政府外交大臣自1997年7月1日起，每半年向英国国会提交有关《中英联合声明》在港实施情况的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声言《联合声明》是一份历史文件，已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英国政府以此为基础评论香港事务并无根据。现实来说，《联合声明》的功能当然没有因为香港特区的成立和《基本法》的实施而终止，因为《基本法》本身就引述了《联合声明》作为规范。

《中英联合声明》的其中一项主要内容，是就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作出说明，其中附件一就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为题。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来说，《联合声明》第3条第12提到这些“基本方针政策”和其具体说明将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那么既然《基本法》已经生效，《联合声明》是否就完成了其历史任务？

翻开《基本法》，第159条列明“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而《基本法》的前言又提到“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已由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予以阐明”。换言之，《基本法》是不可以随意修改的，任何对《基本法》的修改均不能违反《联合声明》中所说明的“基本方针政策”。由是观之，只要《基本法》继续存在，《联合声明》都有实际上的意义（起码直至所载的“基本方针政策”在2047年到期为止，见问题36）。

当然，条文文本是一件事，实际操作又是另一件事。假若有日出现疑似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基本法》修正案，香港人可否拿去终审法院按第159条的规定覆核是否合宪？就算届时法院愿意受理，又会否出现新一轮的人大释法，把第159条或前言的相关字眼解释一次？届时终审法院可以怎么办呢（见问题25）？这些执行上的问题，就要回到中国《宪法》中对特区的地位无甚保障的现实去谈（见问题16）。

外国势力不是非黑即白的敌我矛盾

回到外国政府对香港“说三道四”的批评，香港既为国际城市，香港涉外事务本身就是一个大题目，足以引起外国关注的情况数之不尽。例如近年有不少外国政府关注香港的企业或团体是否成为了中国的“白手套”，通过游说、商业活动，甚至非法行为协助中国在外国达到各种经济及政治目的，如自然资源开采和港口投资等（何志平案就是一例）。又或香港本身相对中立的国际地位，会否为中国所用影响国际政治，如曾任香港卫生署署长的陈冯富珍在中国政府的举荐下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凡此种种，当中国政府越排拒外国政府对香港的关注，长远来说恐怕越会打击香港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对中国政府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好事。而所谓的外部势力，也不应理解为铁板一块，不同国家有不同盘算，同一国家内政治精英、商界、学者，以至民间社会也可有不同盘算，即使对香港的管治提出质疑理由也可各异；把这些统统视为非黑即白的敌我矛盾，等于帮助对手团结起来，减少自己可能的盟友，同样非常不智。
延伸阅读：
Postiglione GA and Yang JTH (ed) (1997) Hong Kong’s Reunion with China: The Global Dimensions, New York: ME Sharpe.
Shen S (2016) Hong Kong in the World: Implications to Geopolitics and Competitiveness, London: Imperial College Press.
网上资源：
立场报道（2019）：《分析美国对港政策 3 选项　方志恒：美国可制裁侵犯香港自治人士　冻结资产拒入境》：立场新闻，2019年5月17日，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分析美國對港政策-3-選項-方志恒-美國可制裁侵犯香港自治人士-凍結資產拒入境/ 。

因为程序很重要。人大释法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作出最终解释。它之所以会在香港引发矛盾，甚至乎被视为对香港法治的挑战，在于其具体的实行方式和九七前香港社会的理解有明显差别，运用范围亦远远比想像中来得广泛。由于人大释法涉及香港高度自治的界线，所以市民会十分关注释法的条件和香港法院在当中的角色，以符合三权分立的期望。并非所有法律界人士都从原则上反对人大释法，但当它不按原来设想的程序发生，就在社会中引发了强烈反弹。

《基本法》第158条对释法有这样的定义：

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本法进行解释前，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按字面的理解，释法应按照以下程序：第一，如果香港法院认为事件属香港自治范围，法院就可以自己解释。第二，如果法院认为事件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区关系，应由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第三，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前，应征询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第四，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后香港法院必须引用，但之前判决不受影响。

事实上，香港法院经常会自行解释《基本法》的各项条文。例如终审法院在2013年就裁定了《婚姻诉讼条例》及《婚姻条例》不容许完成整项性别重置手术的女性与其男性伴侣注册结婚，是违反了《基本法》第37条“香港居民的婚姻自由和自愿生育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规定，进而宣告《婚姻诉讼条例》中“女性”的涵义必须理解为包括已完成整项性别重置手术，并获得医学专家证明性别已经由男性改变为女性的人。

香港出现释法争议，是因为人大常委会惯性绕过上述条文所描述的程序来释法。事实上，在特区成立以来的五次人大释法，就有四次不按上述程序发生。

四次具争议的人大释法

这儿先由第一次释法说起。1997年7月1日后的第一个星期，数以百计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到入境处声称自己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事源《基本法》第24条规定，凡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都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于是乎，不少香港人在中国大陆所生的子女，包括不少非婚生子女，便在特区成立前以各种方式前来香港，并于特区成立后随即向政府提出永久居民身分的申请。

香港政府当时担心，如果立即接纳他们立即成为永久性居民，会引发一连串问题。例如婚生和非婚生子女有否分别？如何证明申请人真的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子女？（特别是如果只有父亲一方，而母亲是他在中国大陆的情妇而非合法妻子）而以后类似的案例是否不用经单程证制度按配额排队，而可直接前来香港？另一个极受争议的问题，是这个资格是否可以即时世代相传（例如某人出生时是中国大陆居民，他的父亲也是，但他的祖父刚刚成为了香港永久性居民，则会否连带其后代都会即时变成香港永久性居民？）。

为了处理这些问题，临时立法会在7月9日一天之内紧急立法，收紧了相关人士的入境安排，并追溯回到7月1日生效。此举引来大量争议，其中一名“无证儿童”吴嘉玲在父亲代表下控告修订违宪。到了1999年1月，终审法院就吴嘉玲案裁决，表明香港永久性居民所生的子女不论婚生或非婚生，不论是否成年，不论有否单程证，亦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大陆，都可享有居港权。毕竟《基本法》的条文没有就这些方面列明要求，也就不应限制。

就此裁决，政府推算于10年内会有167万人可从中国大陆移居香港，为香港社会带来沉重压力。尽管此推算被多方指为夸大，甚至是要制造恐慌影响公众舆论，但政府仍以此为基础谋求改变法院判决。到了1999年5月，政府决定正式提请人大常委会就居港权释法，而人大常委会则于6月通过对《基本法》的第一次解释。解释内容列明，即使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在中国大陆所生的中国籍子女，进入香港前也要得到中国大陆方面的审批；而所谓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子女，是指出生时父或母已经符合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规定。

这次释法在香港司法界带来极大震撼。首先，这次释法不是由终审法院提出，而且是在终审法院已经作出最终判决之后才提出。如是者，终审法院从此不再“终审”，因为其最终判决原来是可以被中国政府推翻的，香港的自主性随即被大幅削减。法律界当时就发起了黑衣静默游行抗议，后来更有解密文年指出终审法院5名常任法官曾经考虑集体辞职抗议。

及后的各次释法，除了2011年因应外交事务而产生的第四次释法，在香港都引起不少争议。第二次释法发生在2004年，人大常委会在没有终审法院或任何香港政治体制中的任何机关要求的情况下，主动解释《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为香港未来的政治改革新增限制（见问题34）。此例一开，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权在程序上已变成可随时发生。第三次释法发生在2005年，由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辞职触发，各界关注下一任行政长官的任期应是开展新一任行政长官的任期，还是原有任期的续任。对此，署理行政长官曾荫权在香港法院未有机会处理此争议前，直接向人大常委会寻求释法，香港司法机构的角色再一次被矮化。

来到2016年的第五次释法，其争议程度更超越了之前4次的释法。是次释法的源起为有立法会议员于宣誓时涉嫌辱华，被立法会秘书长拒绝监誓，引发政治风波（见问题22）。人大常委会于一个月内旋即解释《基本法》中有关公职人员宣誓的条文，规范宣誓形式及内容，以及未进行合法有效宣誓、拒绝宣誓，或日后违反誓言的后果。

从程序上来看，这次释法最少有四个问题。第一，这次释法并不是由终审法院提出，甚至连香港政府本身也不认为有需要释法，完全是由人大常委会自己提出的。第二，这次释法发生的时候，香港法庭正在处理政府和立法会就宣誓问题的诉讼，政府代表要求禁止立法会主席为相开议员重新监誓。人大常委会在此案的审议途中释法，使得法庭连按原有程序考虑如何解释《基本法》的机会也被剥夺，对香港司法程序极不尊重。人大常委会在一审判决也未有便自行释法，也使得《基本法》条文中“之前判决不受影响”的规定变得形同虚设。

第三，相关的《基本法》条文本身没有提及宣誓的形式，但释法的内容却对此作详细说明，形成了解释《基本法》为名，增修《基本法》为实的客观后果。如是者，《基本法》当中本来有关修改程序的规范条文亦变得形同虚设。而当《基本法》变得可以不按既定程序修改，整部《基本法》的权威地位也会因而消失。第四，《基本法》是宪法性文件，条文本应以本地立法的方式落实，例如宣誓形式的具体规范就是由《宣誓及声明条例》列明。当人大释法详细说明了宣誓形式的要求，等于侵犯了立法会的本地立法职能。

在这次释法当中，法治精神被矮化为仅仅是“当权者以法律的形式来解决问题”，只要问题被解决了便行。因此，支持释法的评论往往把其论证建基于“辱华是错，所以释法就是对”。不过，如果把法治的目的从“依法管治”提升到“以法限权”的层面，则莫论目的对错，拥有权力者是否以适当的方式行使其权力，更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香港有不少舆论会认为香港法治因为历次释法而受到严重威胁，因他们正正是以“以法限权”的概念来理解香港的法治（见问题24）。

//五次释法当中只有一次按《基本法》列明的程序发生//

释法之争是程序与价值之争

回看各次人大释法的案例，今天香港社会对释法的理解相对于九七前已大为不同。

首先，释法程序不再一定要由香港的终审法院在有特定案件，并认为此案件有需要的情况下才能启动；香港政府可以提出，人大常委会也可以随时自己提出。九七前对释法程序的理解，是人大常委会把释法权授权予香港法院后，自己就不会再行使此权力（这也是中国政府机关自己平时对授权的理解）。当这个理解被打破，第158条所描述的详细程序就显得多余了。

首次人大释法时对此的解释，是《基本法》第43条规定行政长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的条文，把行政长官要求人大释法理解为“就执行《基本法》有关条款所遇问题，向中央政府报告”。然而在此一理解下，香港的三权分立会受到严重打击，因为日后行政权如若受到司法权的制衡，都可以上报国务院提请人大释法。而司法权为免触动人大释法，监督行政权时便会变得有所顾忌，以免行政权驶出“绝招”。如是者，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便出现明显的不平衡，权力逐渐会倒向行政权的一方。

第二，释法的题目不再限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区关系的条款，即使一些明显属于香港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也可以随时按人大常委会的意愿解释。这样会导致《基本法》对香港高度自治的保障一下子变得十分虚无，毕竟无论这些保障写得如何细致，也可以随时被人大常委会以解释的名义推翻。如是者，每当香港出现重大争议，无论是否和中港关系直接相关，大家就不会再关心本地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间的相互制衡，而直接问人大常委会会否以释法作最后定论，本地的舆论和政治过程随之被架空，也就脱离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原意。

对于《基本法》中的释法条文可以被中国政府任意引用，有意见认为这是《中英联合声明》的过失。《中英联合声明》对香港很多基本政治制度都有所着墨，后来变成《基本法》的条文。然而对于《基本法》的解释权本身，《中英联合声明》却没有规范。有舆论认为草签者当时没有意识到《基本法》本身要面对中国法制和普通法制度之间的矛盾。

在普通法之下，香港法院独立于政府运作，从法律文本去解释条文（包括受争议的条文和它与其他条文的关系），过程中不应作政治考虑，更不会增添条文本身没有或不能包含的意思。在中国的法制下，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所有法律，而人大常委会作为一个政治而不是司法机构，则会考虑立法时的原意，考虑法律条文以外的资料，也可以因应法律制定后出现了的新情况为法律条文添加新的意思。

释法之争是程序之争，但程序后面也是价值之争。法治的价值，并不仅限于“合法就是法治”，毕竟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曾几何时也是合法安排。法治所追求的，还有法律制订的过程能否自我完善和达致公义。前文提及香港的行政权和立法权本身已有诸多制度缺陷，法庭作为制度内最后守门员的角色，已经相当繁重和困难。当法庭的地位因释法而被进一步削弱，社会对整个政治制度的信心就会进一步降低。

释法之争带来一个十分令人担忧的趋势。社会中有不同意见和争议，本来正常不过。如果香港有一个充分的民主制度，大可透过行政长官普选去决定社会要走的方向。当行政长官未能以民主选举方式产生，市民便转向靠立法会议员来表达不满。当立法会也未能有效运作，市民便唯有通过司法覆核等方式请求司法机构主持公道。到了连司法机构也失去其应有地位，是否就代表社会不会再有争议？当然不是。相反，当争议无法在制度内得到有效处理，便会在制度外寻求出口，形成更难解决的社会矛盾。中国历史常常提到鲧禹治水，鲧重堵截而禹重疏导，喻意堵截带来灾难而疏导带来盛世。特区的政治制度，至今却是在每一个关口堵截民意，社会不稳自有其因。

延伸阅读：
Chan JMM, Fu HL, Ghai Y, eds (2000) Hong Kong’s Constitutional Debate: Conflict over Interpreta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Gittings D (2016) Interpretation and Amendment, Introduction to the Hong Kong Basic Law (2nd Edi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Tai BYT (2012) Judiciary, Contemporary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Expanded Edi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我是梁启智，过去8年（2011-2019）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香港社会与政治，在课堂内外见证香港风云色变。我的学生大多来自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上课前通常对香港各种困局背后的成因所知甚少。年复一年在骤变中向背景各异的学生解释“什么是香港”，我发现尽管社会论争不休，但无论是外来者或是本地人，也不见得很清楚自己在吵什么。

中国大陆学生既然来到香港，不如把整个香港当作是教室，理解差异和冲突的来由；外地人看清香港这个中国体制与普世价值碰撞的最前线，有助思考如何应对中国冒起；本地人换个角度当一回认真的陌生人，或可成为一种自省的方式。在问香港应往何处去之前，不如我们齐来先退后一步，尝试把最基本的东西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