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是一份笔记了，也是我自己对宗教的一些理解和猜想，也是在上次读书会中提到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我尝试给出一些自己的回答。

 

1. 相对于基督教之于罗马，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的深远影响，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好像要小很多，why？
1）小柯姐提到宗教的教化作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当时的罗马和阿拉伯中下层百姓都有教化的作用，提高了识字率，打破贵族的知识垄断。相比中国很早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就有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入仕的标准也都是儒家的思想，和佛教关系不大或者说佛教来晚了；
2）在罗马和阿拉伯经常会有以宗教为借口的战争，中国没有。因为中国有自己的道统，比如”伐无道，诛暴秦“，所以不需要宗教借口了。但是说中国的这个”道“有没有客观标准，其实我感觉也是比较玄乎的，和宗教的借口也都差不多；
3）在中国如果想入仕靠儒家法家思想，也就是说在体制内是靠儒家，这个体制既包括政府层面的体制，也包括家族宗族上的体制，因为中国古代宗法专制没有个人自由，将个人和宗族捆绑在一起。所以入仕要靠儒家法家，但是如果有人个人意识觉醒了或者在体制内生存不下去了，他们就可以皈依佛门或者道教，独自去深山老林里隐居避世，所以佛教在中国的作用是为了出仕而不是入仕。这个灵感来自于《黑客帝国》系列电影(the Matrix)，在matrix里生活的人就类似于在大集体里生活的没有什么意识的人，他们只是这个机器的一个零件，如果突然有人觉醒了（一个系统难免会出现一些bug），为了维持系统稳定，不让这个醒来的人把更多的人叫醒，就把他们集中在Zion里，虽然说Zion相对自由，但是也是在整个系统的控制之中的，佛教道教就像觉醒的人出了matrix又进入了Zion。

 

2. 贸易为什么会促进宗教的传播？
他的微观机制其实挺容易理解的，就是在博弈论中的共识。大家都有相同的信息，可以降低博弈的成本，降低交易风险。具体来说，如果一个阿拉伯商人到达印尼，面对两个完全陌生的合作伙伴，他需要从这两个人里选一个，这时候伊斯兰教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因为都信仰伊斯兰教，所以两个人至少在宗教知识层面是有相同的背景信息的，对伊斯兰教里的契约精神、诚信、公平这些价值观都是有认同的，所以这个阿拉伯商人会选择信仰伊斯兰教的合作，而其他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商人在看到其他人因为信仰伊斯兰教而扩大了生意，所以他们就算不信伊斯兰教，他们也会去学习伊斯兰教的这套语言系统，为商业服务。就类似于现在的国际商法或者会计准则，如果你的公司想去美国上市融资，就必须遵守美国的会计准则。

 

 

3. 试探为什么伊斯兰教经常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1）基本所有宗教从教义上来讲都有扩张性侵略性，如果一个宗教不主张积极传教，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和各种宗教的竞争中会慢慢被淘汰的，在圣经旧约和古兰经里都有打打杀杀的内容；
2）伊斯兰教信教人数众多，全球共有18亿（当然基督教仍然是最多的，共有24亿），if significant level is 0.05, 极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有0.025，极端勇武的也有0.025，这样算的话极端勇武的大概会有45 Millions，这是按照2 sigma来算的。如果按3 sigma来算的话，极端勇武的会有0.0013，全球会有2.34 Millions，如果按照4 sigma来算，极端勇武的比例会有0.003167，人数有57,000人。我查了一下ISIS的参与圣战的人数，据估计在2014年的时候达到最高峰共有31,000人，所以这个实际人数比理论上4 sigma还要小一点。
3）当然理论上是这样说的，如果是一个民主社会的话，一人一票，最后可以选出一个中间立场的人来做总统，但是在中东这些国家，他们因为荷兰病导致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石油出口，政治，文化发展也严重畸形，形成的是酋长或者君主专制，如果恰好这个君主思想是比较极端的，同时他手上拥有大量资源，就可以支持更加极端的分子去散布他的极端思想或参与圣战。事实上在这种集权专制国家中，政治立场上偏激进可以保持内部团结，转移国内矛盾视线。
4）历史上中东这些国家近代以来被英国和俄国侵略殖民，独立之后在美苏两大国争霸中被争夺，近代化转型相当曲折反复和困难，这些国家也有急于摆脱落后的愿望，于是极端民族主义抬头，极端宗教思想沉渣泛起。（和中国大陆何其相似）

 
4. 关于伊斯兰教72处女的传说
1）圣经和古兰经里是反对自杀的
2）古兰经里说的martyr，可以理解为殉道者，比如说因为信仰伊斯兰教被异教徒杀死了，或者在传教过程中被异教徒杀死的，并不是说是自杀式恐怖袭击中自杀的
3）最具争议最核心的一点来了，就是“virgin”该怎么理解。首先，这句话不是出自《古兰经》，《圣经》和《古兰经》都教导穆斯林不能淫乱的。这个典故而是出自一本解释《古兰经》的注疏，但是因为这本注疏也很早，穆斯林们认为这本注疏也很权威，大概就相当于《春秋》和《左传》的关系。提到《春秋》其实就可以理解早期文字比较少，一字多义现象比较严重，就像《春秋》也一样，微言大义、春秋笔法，都是说《春秋》太言简意赅了很容易造成后人理解偏差，所以后人就不断的给《春秋》做注，后来还要给《左传》做注，再后来是《左传》的注的注的注。virgin这个词在这里也是这样，当然比较sensual的理解就是72个处女，众人在天堂淫乱，我觉得这个有点像皇帝的金锄头一样，非常没有见识的人意淫出来的。更加文明一些可以理解为是“纯洁的”，天堂里一切都是纯洁的，他这一段描写的相当生动细致，天堂就像一个花园一样，有甘甜的泉水，有丰收的水果，还有72个纯洁的lovers（可以理解为有72个情人，每个相对来说都是新的，人都是喜新厌旧的嘛），我感觉这样理解还算稍微正常一点。
4）既然72个处女的说法流传甚广且在穆斯林中也有广阔市场，那我们也不能不正视它的存在。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像我们现在处理儒家传统中比较糟粕的成分一样，比如三纲五常，三钢肯定要完全抛弃，五常可以按照现代社会的行为标准来解释，不能完全按照本意来解。中国新疆的穆斯林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世俗化的穆斯林了，应该让他们发展经济、充分发挥民主、发展教育，逐步融入现代社会，当他们有经济政治资源之后，他们也可以去传播他们这些世俗化伊斯兰的思想，通过他们在感染其他国家的穆斯林，逐步实现伊斯兰的世俗化和现代化。

当然，我们国家的新疆政策也是完全失败，不仅不会促进民族和解，反倒激化矛盾，将新疆穆斯林推上了反抗的道路
美国参议院在2019年9月11日这一天，911事件18周年纪念日，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本来我也不信有新疆有百万人集中营的事，very ridiculous，但是吧…，所以你也能理解为何外国人总说中国人没信仰了吧，虽然这种归因的逻辑非常主观与狭隘，但是普通大众就是需要这种简单易懂的解释啊

我在七月十四去香港观摩游行，期间在朋友圈发过两张与此相关的照片，几个小时就锁掉了。有人在这几个小时内将这两张照片保存了起来，并对我的朋友圈进行截图。八月四号，一个有着叫“孤烟暮蝉”的微博大V将我这两张照片和朋友圈的截图发了出来，贴上“港独博士”的标签，呼吁人迅速转发。很快，我的微博大小号、我以前删掉的言论、我出版的书，都被人肉出来。众多别的大V号也跟风转发了这些照片和信息，无一例外都打着“港独”的嘘头，其中一个还低级红地加了一句：“治不了洋人，还治不了你一个土博士？”
让我的朋友们感到恐怖的并不是这些营销号的构陷，而是被他们动员起来的小粉红的疯狂。一开始我并没有把这种低级的抹黑放在心上，依旧出门会友。傍晚的时候我上自己的小号看（我的大号已经被禁言），我的各条微博下面已经汇集了几千条恶毒的评论，我一个师长目睹了整个过程，私下叫我不要打开，否则将“极度不适”。与此同时，有数十个未曾打过交道的人发微博私信给我，其中除了辱骂，最频繁出现的就是人身威胁，甚至要祸及我的家人。

这些人见骂我没有效果，开始艾特深广两地的执法部门，有的人还专门打电话去报警。一些朋友劝我赶紧出国避避风头，我自问不曾发表过支持港独的言论（在“港独”这种主张刚出现的时候，我还对其进行过批判，认为其无助解决香港的任何问题，只会引发进一步的陆港对立），也不相信公权力会把这种举报当回事，于是既没有回家拿护照，也没有联系任何律师。八点多的时候，一位市局的警官打了我的电话，我们说好九点在我家附近的派出所见面。

这个事情后来证明比我想的要严重，但也没有到我朋友担心的那个地步。在等那位市局的警官时，我和派出所接待我的警员聊了几句，我大概讲述了我的情况，他感慨了一句说，现在有的人闲得没事干，就在网上到处揪人的小辫子。我正要接话，他继续说，就算你是港独又怎么样呢？你是港独，你的合法权利一样要得到保护。如果里面有人泄漏了你的个人隐私，你有权利依法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当然，这位警员先生也是没有将事情上升到政治高度来谈论。因为我是个曾经被有司找过的人，也是他们认为的“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所以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简单。不过公平地说，在派出所的十几个小时里，我并没有遭受什么虐待，审问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三个小时，其他时间都是在等我的手机里面的信息拷贝完成。对于我个人的情况，我几乎没有任何隐瞒，因为我相信他们就算不问我，那些事也一样可以知道。最后他们综合了各种考虑，决定不对我进行处理，只是进行了警告，但对我进行警告的事项跟港独和游行没有任何关系。

在派出所的漫长等待中，他们对我的行动基本不做任何限制，我在几个办公室进进出出，饮用水和盒饭随便拿，还在其中一个沙发上睡了两个小时。我跟派出所里的领导、审问我的其中一个中年警官和负责技术的工作人员聊了不少家常，目睹了其他警员合情合理地办理完两个案子，还旁听了几位年轻文职人员相互打趣的玩笑。走前，一个长得有点像光头强的警官，用粤语对我说，好好赚钱吧，政治这种事最好不要碰。

和网上那些小粉红相比，这些活生生的体制内暴力机器的组成部分，在我面前一点也不“暴戾”，尽管我一直怀疑一党专政下的“法治”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但从我多次与这些执法人员的接触来看，他们是真心相信体制在往“法治”的方向前进，所以他们喜欢强调自己执法的法律依据，对自己办事符合法律程序的那一面感到特别自豪。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非常符合韦伯对“合理化”的“科层制”的描述。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公务员是“政治中立”的。从派出所出来以后，我被送上了两次微博热搜，如此又引来了两个部门的问询；我的一些朋友、读者和学生，因为帮我说话，自己的微博被攻陷，有的被人肉出相当详细的个人信息，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在派出所里，我在交待完我的情况后，要求对那些煽动小粉红对我进行网暴的营销号（其中“孤烟暮蝉”或许有体制内的背景）进行处理，市局警官的态度是这样的：这是网友们自发的爱国热情，你要理解一下，谁叫你撞枪口上了呢？

在这半个多月来，墙内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举报：有一个人在跟同事争论的过程中，对香港的年轻人表示了同情，同事马上就报了警：有一位在朋友圈转发了关于香港警察滥用武力的文章，有学弟直接对她私下说，我和另外的同学一起举报你了，我们不配有你这样的朋友；还有一些倒霉的朋友，自己在Facebook和Twitter的相关内容，一个转发，或一个点赞，就被别有用心的“熟人”收集了起来，被当作“支持港独”的证据曝光在墙内。这些因为被举报，而被人肉和被网暴的人，不仅无法进行任何维权，还遭到公权机关的骚扰和惩罚。如果家里是体制内的或在开企业，那整个家庭都将面临巨大的灾难。

在这一片“粉红狂潮”中，“饭圈女孩”的表现也颇为引人瞩目。八月十四号被称为“814饭圈大团结”，因为在一天，饭圈女孩抛开了自己爱豆之间的恩怨，翻墙出去在Instagram和Facebook为“阿中哥哥”（中国）作战。这次的“出征”得到了老牌远征军“帝吧”的支持，但饭圈女孩在历次“护驾”过程中训练出来的组织性发挥了极大的优势：屠版、控评、反黑，驾轻就熟，除此之后，还有专门为了翻墙和海外宣传的技术指导和美术组、文案组、翻译组。要知道，这是在历次饭圈战斗中培养出来的素质，饭圈女孩在近年来的政治紧缩中，也逐渐学会了对政治进行“借力”。因为“爱国”是底线，如果一个爱豆发表过“不够政治正确”的言论，或在“国庆”、“建党节”、“建军节”的表现得不够积极，那就有可能被对家的粉丝举报。一个常见的操作是截图大范围传播，大量艾特微博上的“共青团中央”、“紫光阁”和“人民日报”，或者弄成hashtag，将那个艺人送上热搜（很荣幸，我也享受了一回这样的操作）。港台明星还不熟悉大陆的这一套“规矩”，偶尔会成为牺牲品，佘诗曼、杨千嬅和王祖蓝都因为微小的“失误”被顶上风口浪尖。其中佘诗曼迅速地发表道歉声明得到谅解，而王祖蓝没有在微博上转发“我是护旗手”，成为大陆网友认定他不“爱国”的重要证据。

“共青团中央”等官微和这些饭圈女孩处于一种非常奇妙的关系。一方面，打理这些官微的小编对饭圈生态和饭圈话语的熟悉程度远超一般的官媒，这就使得这些微博发出来的一些内容对饭圈女孩乃至于95后00后的年轻人显得特别亲切，因而也就更具动员力。另一方面，饭圈女孩对于这些官微也是又敬又怕，她们害怕自己爱豆的一些小小的失误被“共青团中央”等盯上，也怕后者偶尔流露出的对“流量IP”的鄙夷，但更多时候，她们将这些官微视为可以信赖、倚靠、利用的对象。在“814饭圈大团结”以后，“共青团中央”在微博大张旗鼓地对饭圈女孩进行表扬，“人民日报”也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图文并茂地介绍了“814出征”的全过程。“饭圈女孩”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

没过两天，澳洲和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就抢了饭圈女孩的风头。在澳洲的香港年轻人发起了声援香港反送中的集会，有女生喊“Hong Kong Stay Strong！”另一边人多势众的中国留学生则针锋相对地喊出“CNMB”和“叫爸爸”。在加拿大，中国留学生在法拉利上插着中国国旗，对香港年轻人喊出了一声声的“穷逼”，尽显暴发户本色。这两件事虽然看起来无组织无纪律，丢人丢到家，但它们有可能并非完全自发。各国的中国大使馆跟当地中国留学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国际上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些大使馆给身处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提供生活上和学习上的帮助之余，也对其中一些留学生给予特殊关照。作为回报，这些留学生帮它们留意其他中国留学生的“思想动向”，记录并定时汇报，一些大使馆不方便出面的活动，也可能由这些留学生代为组织。

这两个多月以来，体制内各种机器对大陆舆论的引导是相当明显的：那些非建制派的香港人（所谓“黄丝”），被墙内（自）媒体描绘成得寸进尺、忘恩负义、好吃懒做、数典忘祖、勾结外敌、分裂国家的败类，统统被叫做“废青”和“暴徒”。举报、人肉和网暴，这些在一般道德上都认定为卑劣的行径，也得到体制的某种偏袒和维护。然而光是体制的操纵和拉偏架，难以完全解释这种“粉红恐怖”：许多大陆人可以随时翻墙出来，但他们依然不愿意相信来自香港媒体和西方媒体的信息比内地媒体更真实地传达了事情的原貌，许多小粉红在官微释放缓和信号的时候，会反过来质疑官微是否被策反。有的人认为这说明经过多年“爱国教育”和国家主义熏陶，大陆年轻人被洗脑洗得太彻底。这当然也是一种解释路径，但在我看来，事情远远比这个要复杂。这一波“粉红狂潮”，既有来自香港的原因（比如不少大陆人有在香港被歧视的经历），有爱国教育和体制操纵的原因，但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大陆深层的政治文化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

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被一些新左派称为“去政治化”的时期。从如下方面来看，这种定义并非没有道理：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运动急剧减少，领导人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领，代之以“经济发展”、“四个现代化”、“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中国体制的各种部门越来越“行政化”，对“绩效”的推崇凌驾了对绝对“政治正确”的要求；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迅速失落，大部分人以“过上好日子”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随着经济制度的改革，中国人逐渐脱离了“单位”和其他基层组织对自己严密管控。

在这一趋势下，“政治”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开始丧失意识形态色彩，变成和“权力斗争”相近的意思。尽管近年来爱国主义教育在中小学有加强的倾向，社会管控因为政治风向和技术进步变得更加严格，体制内部越来越“讲政治”，对民营企业的政策也如过山车一般，但整体来说，中国倒退回“共产主义”时期是不可能的。如果将“共产主义”这样同时涵括政治制度安排和个人人生安排的观念称为“强意识形态”，中国目前不存在任何“强意识形态”，所以这一波“粉红狂潮”，严格来说也不是“意识形态狂潮”。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任何机会回到“极权主义”。这种“去政治化”后留下的政治文化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的“空心化”，恰恰是“再政治化”，甚至是“极端政治化”的有利条件。从这个政权建立的时候，它对除自身以外的组织就抱有强烈的不信任。从土改到文革，中国的传统社会组织被尽数破坏，1978年以后，中国零星地出现一些自发结社，但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监控，2015年“公民社会运动”划上句号，社会组织也迅速萎缩。中国社会分化成两部分人，有组织的人（体制内成员）和没组织的人。以往中国的自由派与体制内的人发生较多的摩擦，但长远来看，最危险的一批人不一定是从“有组织的人”中产生。

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大量生产“原子化”的个人和沉浸在私人领域中的利己主义者。一些庸俗的自由派因此感到欣喜，似乎这使得集体主义的运动变得不再可能。然而他们忘记了，人是政治的动物，天生向往着在行动中与其他人建立联结，尤其当原子化和私人领域中的生活不再能给他们提供意义来源的时候。这些人躲在自己的一方天地刷着综艺节目、韩剧和追星的某个时刻，心中会突然升起一种对“崇高感”的追求，而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条件去追求真正的崇高的民族，唯一的崇高就是“爱国”。

真正的崇高是一种自我选择的“非如此不可”，它是基于自身认定的超越性信念，投身某种内在价值之中，并甘愿为此付出代价。在后天安门时代，国家对于日益增长的超越性精神需求有一个妥协，它默许各种“整全性学说”在不危害主流价值（“爱国”、“发展”和“稳定”）的前提下默默存在——自由主义、基督教、儒家、女权主义……2012年以后，这种默契就被打破了。当局惧怕这个国家的人民通过一种和它的组织和宣传无关的方式联结起来，所以对于一切整全性学说一概打压，包括原初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它不让任何一种整全性学说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而它自己也不能提供一套有吸引力的整全性学说（如古代的儒家和毛时代的共产主义），这相当于将我们硬生生抛入一种“强制性的虚无主义”之中。然而稳定的“强制性的虚无主义”不是一种可以长久维持的状态，它要么走向一种健康的“合理多元主义”，要么走向一种“虚无主义狂热”。

“虚无主义狂热”不需要对内在价值有所认知，只需要“忠诚”。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写到：“这类忠诚只能产生自完全孤立的人，他们没有其他的社会联系，例如家庭、朋友、同志，或者只是熟人。忠诚使他们感觉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421）当饭圈女孩说“阿中哥哥只有我们了”，其意思正好是相反的，“阿中哥哥”不只有她们，但她们只有“阿中哥哥”了。

这种“虚无主义狂热”还需要一个敌人，或者一个仇恨的对象，这个仇恨的对象以前是模糊的，现在有了一个很具体的指向，那就是“废青”。“废青”和“犹太人”一样，被认定为破坏经济生产、出卖国家利益、吸本国民众的血（香港获得中央那么多的优惠政策）。光是呼唤“爱国”，没办法召集那么大的能量，只有当“爱国”有了具体的敌人，能量才能汇集起来。树立这样一个敌人，并不需要体制费多大的功夫，这个敌人甚至不一定是体制选定的。七月十四日过后，我们看到墙内一些自媒体在传播“废青钳断警察手指”的“新闻”，它不用体制自己编造，国人有源源不绝的怒意在支撑着这样的“新闻”的制造和传播。

让人感到恐惧的是，就我和朋友最近的遭遇来看，“废青”的外延已经在扩大，包括了所有同情香港示威者的大陆人，进一步地，所有曾经对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批评的大陆公民，也要成为打击对象。考虑到“废青”北上的可能性很小，政府也不鼓励大陆民众赴港与“废青”开片，如果这场“粉红运动”扩大化，不仅“大陆废青”会全面沦为“政治贱民”，而且普通大陆民众的生活也将受到重大影响：所有人都将被迫证明自己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还要证明自己不曾对执政党有过微词，他们的社交账号和即时通讯工具的聊天记录会被严格审查，他们时刻怀疑身边的人是否会去告发和举报他们。那些不幸发表过错误言论的，生活被轻而易举地毁掉。

体制和这场运动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从许多种意义上来说，这场运动都是这个体制催生出来的，尽管它未必有这个意图。体制摧毁了任何社会组织的可能性，不允许任何整全性学说得到传播，拒绝建立任何良性的公共文化，为这场运动准备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体制建立了信息的防火墙，并且不遗余力将在墙内传播的真实信息全部删除，对传播这些信息的人进行惩罚；体制一直塑造着饭圈女孩的政治性，并在关键时刻对她们进行动员，对勇于出征的饭圈女孩不吝一切赞美之词；体制贿赂、监视、要挟和操纵着留学海外的青年精英，使他们时刻保持着自己的忠诚，避免“被西方思想洗脑”；最后，体制还偏袒着那些举报、人肉和网暴他人的小粉红，为他们的狂热活动保驾护航，免于遭到受害者的反制。

另一方面，体制对这场运动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参与运动的小粉红听指挥，不要影响到社会稳定，也不要反过来将矛头对着自己。广州有一位大学老师，因为发表“挺港“言论被自己的学生举报，学校不予处理，学生感到愤愤不平，亲自写信给这个老师说：“我搞不倒你，我甚至没有办法让你丢大学老师的工作，你不觉得真的很讽刺吗？最后你却是被这个你鄙夷的体制保护了。”这位学生，并非写信给老师上一课：你看，这个体制还是有言论自由的吧？不要老说它坏话。他是认为体制（至少是这个学校）在庇护港独分子，他认为体制已经不能代表爱国群众的利益了。这就是我们必须面临的处境：我们如何正视越来越多年轻人比体制自身还要反动的现实？

一些研究者认为，只有当出现一种具有侵略性的意识形态、一个卡里斯玛领导人和一个具备高度纪律性和动员能力的组织相结合的时候，极权主义才有可能。因为执政党本身在改开前三十年的“去政治化”，许多自由派认为极权主义不再可能在中国出现，一种他们没有想到的可能性是：极权主义运动也有可能在体制外出现。它可能是由体制孕育而成，最后却反过来吞噬体制，将这个体制同化，变成一部更加丧心病狂的机器。

我们不要以为这种可能性是天方夜谭。几天前，“人民日报”的官微想要缓和矛盾，发了一个“你好我的香港朋友”，留言中的小粉红并不买账，质疑“人民日报”立场不够坚定，最后官微只能拉来水军变成满屏的“张国荣”。这说明这种“粉红运动”开始拥有了自己“生命”，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不受控制。在体制之外，小粉红已经有了自己的组织模式，他们在饭圈和“出征”所习得的那一套极度讲究等级、纪律、分工和动员效率的机制，可以轻易地运用在下一次大规模的“猎巫”行动中。通过这次的“粉红恐怖”，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敌人已经逐渐被他们建构出来：“国族主义”、“反西方民主”和“反香港模式”的合流，离一种强意识形态只有一步之遥，而“废青”和“西方民主的拥护者”，是他们永远的敌人，是破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古罪人，虽远必诛。

至于这一场运动的领导人，他的出现并不是运动的先决条件，正如阿伦特所说：“极权主义领袖实质上不折不扣地体现受他领导的群众的功能；他不是一个渴望权力的个人，对他的臣民不施加暴政和独断意志。他只是一个执行者，随时可以被取代，他倚靠的正是他所体现出来的群众‘意志’，群众也倚靠他。若没有他，他们就缺少外在的代表，始终是乌合之众；若无群众，领袖就成为无足轻重的人。”如果这场运动持续下去，未来一定会有比小粉红更具“自觉性”的野心家，从体制内或体制外冒出来，接过运动的指挥棒。

有的人会觉得我杞人忧天，认为这些小粉红可能只是年轻人中的极少数，或者这个狂潮很快救会过去。老实说，对于一个能在几天之内将我这种无名小卒两度送上热搜的群体，我不相信它的数量会小到不值一提，更不用说，这种狂潮在年轻人中是会互相感染的，在极端的环境中将会如燎原之火般蔓延。至于它是否很快会过去，这取决于香港这件事是否会很快结束，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吊诡：一个地区争取民主的抗争，有可能引发另一边极权主义运动的开始。

对于这样灾难性的运动，最有责任最有能力将其扑灭的是体制本身，只是处于经济下行贸易战和香港危机之下，体制的领导人不一定抵制得了饮鸩止渴的诱惑，也不一定敢去违逆这个比自己还政治正确的潮流。他们最有可能做的，倒是将祸水引向自由派和其他的进步派。在这样的关头，知识分子站出来抵制这个狂潮，既是自救，也是救这个国家。如果碍于身家性命，只求自保，那粉红的潮水终将把这片土地全部淹没。

这样的“破局”，大概是我们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一种结果。

整齐划一的分列式阅兵，中国世界第一

在分列式的整齐程度上，朝鲜与中国难分高下。但就规模而言，中国目前居世界之冠，朝鲜只能屈居亚军。只要中国愿意，还可以排出更大的方队。

喜欢看阅兵的人，当然最喜欢朝鲜。它不但是分列式走得最整齐的国家，而且阅兵最频繁：每年至少会有一次例行阅兵（4月25日朝鲜人民军建军节或9月9日朝鲜国庆节），碰到领袖的纪念日，更会举行盛大阅兵。

其次是每年阅兵一次的俄罗斯（5月9日卫国战争胜利日或11月7日军人荣誉日）。虽然英、法、印等国也经常会阅兵，但有追求的人会认为，这些国家太不专业。

在全世界高标准的阅兵爱好者心中，也许更期待十年一次的中国国庆阅兵。虽然在分列式的整齐程度上，朝鲜与中国难分高下，但中国的方队规模，目前居世界之冠，朝鲜只能屈居亚军。

只要中国愿意，还可以排出更大规模的方队–大连海军舰艇学院就曾成功展示横排25人、42个排面的超大规模方队。虽然阿根廷首都的七·九大街比长安街更宽，但阿根廷更适合组织狂欢节游行队伍，而非分列式。

分列式是军容军威的展现。最强大的美国军队虽有分列式表演，但很不讲究–绝不会踢正步。这一是因军队传统，二是因意识形态偏见。

正步是德国统一前普鲁士人的发明，在德语中为Paradeschritt，又译为“阅兵步”，迥异于当时欧洲其他国家。因为希特勒将之发扬光大，西方才将之视为独裁和军国主义的象征。

战后，西德军队向美英看齐，废止了正步。而东德将正步更名后，水平也益发精进，成为世界上分列式走得最整齐的国家。

虽然阅兵时热爱整齐划一的分列式表演，被西方人认为是非民主国家的特征之一，但分列式这种操练形式，其现代源头却在欧洲的民主社会瑞士。

分列式产生的历史渊源

在中世纪，瑞士是欧洲最出色的长矛兵的产地。瑞士长矛方阵的特征是：一个连队近200人，每人手持6米的长矛或长戟，以15厘米的间隔排成方阵，多个连队又可组合成更大方阵。这样的方阵，在战场上不但能快速前进，而且能迅速转向。凭借这一难度极高的技能，他们为不同的欧洲君王充当雇佣军。

瑞士方阵深植于其特殊的社会形态。瑞士是一个自治的民主社会，雇佣兵连队的连长由市镇委员会提名，经公民选举产生，每个连队都与一个特定社区有紧密的纽带，天然便利其集中训练。15世纪末，伯尔尼还诞生了一所步兵学校，专门训练行军打仗。

今天，瑞士的民间游行活动中，分列式表演依然是常见项目。相比今天已变成直线列队行军的分列式，瑞士的分列式的队形变换要复杂得多。

在瑞士步兵方阵横行欧洲200多年后，逐渐被火药武器淘汰。到了18世纪中期，步兵队列也由100多年前的横排25人、纵深10排，被“拉长”为横宽近百人、纵深3排。队列稀疏后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行军时必须不断停下来整理队伍，进入战场后，展开整理列队耗时很大。

以军纪严酷而著称的普鲁士，首先发明了解决办法。普鲁士元帅莫里茨在训练场上摸索出了节拍行军法，按着鼓点齐步走，可保证用同样的速度行军，并能快速以战斗队形进入战场。

从此以后，节拍行军法成了分列式的基本要求，被称为“德绍老头”的莫里茨，也因这一发明而名垂青史。

普鲁士人训练的齐步走，在随后的7年战争（1756年-1763年）中收获了奇效。当时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人口不足500万，而周围敌对国家的人口是其20倍以上，腓特烈大帝在战场上屡次以其创新战术击败强敌，凭借的是训练有素的普鲁士军队在战场上极为出色的调动能力。

普鲁士人的创举迅速被模仿，欧洲各国按自身传统规定了不同的步兵操典规范。在此基础上，世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分列式流派，其区别主要在步姿和手臂摆姿。

最具特色的是德国和英国，大部分流派均由这两国演变而来。德国人踢正步时，双腿绷直，挥动双臂时，胳膊自然弯曲；而英国人则相反，膝盖可自然弯曲，但手臂绷直，前后180度挥动。

德式正步系受民间舞蹈动作启发而来，它并非行军步姿，只为检阅时更能体现钟表一般的精确和整齐划一的美感。因为这种步伐膝盖不打弯，被戏称为“鹅步”（goose-step）。

普鲁士击败法国、完成德国统一而成为世界头号陆军强国后，它成了一切落后国家效仿的榜样。德国人不仅通过分列式输出了正步，还顺带把分列式进行曲的曲风也输出到世界各地。德式进行曲中的压迫感和速度感遂成世界标准，而英国等老牌列强的舒缓风格反而成为异类。

分列式的训练可以强化集体意识

到了19世纪末，经各国不断改良、强化的分列式，其战术意义已所剩无几，但培育纪律、集体感和服从的功用却依然存在。

分列式的严格训练可以消灭个体差别，强化集体意识，使万人如一人。它不但是军队用以塑造纪律的工具，甚至在企业也是如此。一些日本企业演练分列式的难度，甚至高于自卫队。一战前，当时西方国家用德国百姓在德皇指挥下集体踢正步的漫画，来讽刺其穷兵黩武。

由于分列式的象征意义开始大过实际意义，为展现军容军威乃至国家精神，一些国家会刻意追求分列式整齐划一的效果。

当然，一切都是德国人开的头，还在普鲁士时代，德国人就规定了阅兵时的规范步速为每分钟114步。欧洲军队护旗队传统与专门表演分列式的需求结合后，便有了后来的仪仗队。

受检部队因任务不同而有不同的步姿步速，守卫陵墓或其他纪念地的卫兵，为体现庄严肃穆，踢正步时腿可以抬到90度，步速为每分钟60步。而显示军威军容的仪仗兵，正步的踢腿高度要低很多，步速是每分钟120步左右。以行军步速行进时，更大的踢腿幅度，会在视觉上造成更强的冲击力和压迫感，难度较高，步幅稍小，虽冲击力减弱，但容易走得更整齐。

沙俄是第一个引进德国正步的欧洲国家，但步姿被逐渐修改为双臂紧贴裤缝下垂的俄式走法，并伴随社会主义被一起传到朝鲜、古巴等国。二战期间，中、东、南欧一些小国学着德国人踢正步，但苏联红军很快为他们送来了社会主义，于是其中一些国家又迅速顺应时代潮流，进化成了俄式正步。

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徒，对踢正步和分列式有近乎偏执的热爱，纳粹党卫军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善于走操的团体。当时能吸引全世界目光的仪仗兵，不在后来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而在柏林。

墨索里尼也非常喜欢踢正步。1937年访德归来后，他亲自在意大利示范推广，并给了它一个意大利名字：罗马步（PassoRomano）。

苏联人比德国人更热爱分列式。德国一个方队恰好是一个连的编制，并未刻意追求场面和规模。而苏联红军一个方队的人数远远超过一个连，其宽度近乎德国方队的两倍，排数却略少于德国。这种横宽纵短的队形，与正常行军队列相去甚远，却有更恢宏的效果。

现代分列式在中国的演变

中国人引进分列式比引进洋枪洋炮晚了半个世纪。按西法改造士兵之初，陆军的学习榜样是德国。

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有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分列式演练。1910年，清政府颁布《新定步兵操法》，但尚未推广便旋即灭亡。1919年，为庆祝中国参加的同盟国击败德国，大总统徐世昌在故宫举办了第一次西式大阅兵。

1935年，中国有了第一部近代步兵操典。它由日本的《步兵操典》复制而来，带有浓厚的德国渊源。其分列式步姿是德式的东亚版，故中国军队仍属德国流。抗战前，国民政府奉德国为师，由德国教官训练新式德械部队，正步也一同被正式引入，步速定为每分钟120步。

二战期间，国民政府军队的操典依然带有浓厚的德式风格，即使是在印度组建、完全接受美国装备和训练的新军，其分列式步姿与轴心国完全相同。这在当时的盟军中，是罕有的异数。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美国人的影响不断加强，但并没有因此彻底抹掉德国印记，而是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美英风格与德式风格的混搭：手臂姿势是英美流的前后平直大摆动，腿上却是德国流的正步。英美对台湾“国军”上半身的影响并非只是摆臂姿势，还有托枪、甩枪等各种花哨动作，这都是德国流军队没有的动作。

国民党时期的台湾军队，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曾经有过阅兵时规模最大的分列式步兵方队，它比1984年后中国国庆阅兵的步兵方队还要多出82人。不过，1991年阅兵后，台湾社会民主化，传统的阅兵因为不符合民主社会的价值观而被废止。

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基础是少数黄埔学生骨架加广大农民，打胜仗靠的是革命化而非正规化，早期步兵的操练规范，来自留苏的刘伯承等人借鉴苏联经验编写的小册子。1943年摘录《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步兵操典》后，才有了正式的《步兵操典》，但除了在延安有过少数向美国人表演的分列式外，其军队并不熟悉分列式。

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时，受阅士兵多数不知如何操练分列式，只能临时从刘伯承的小册子和中华民国的《步兵操典》中寻找灵感。而当时打头阵的海军方队，为“重庆号”起义海军官兵，他们所受训练是英式操典，不但手臂姿势与陆军部队不一致，每分钟114步的步速也与陆军不统一。开国大典的分列式吸取了国民党将领和苏联人的建议，最后以齐步走通过全场–是国庆阅兵时唯一没有正步的一次。

但解放军很快摸索出更符合自身特色的分列式，并在1950年阅兵时得以完整展现。风格上，它更接近德国，降低了踢腿高度和步幅，双臂摆动幅度更大。除了双手握持步枪的动作与苏联相似外，并无苏联特征。此后虽然在步幅上有不断调整，但基本动作已经定型。

解放军摸索出的风格，更适合东亚人的身材特征和气质，解放军的步伐、步速、姿势相对难度较低，也更符合中国传统审美，庄严大方不失洒脱利落。周边如越南、柬埔寨以及缅甸各种割据武装，都学的是中国模式。

不过毛泽东本人历来对形式主义的东西甚为抵制，他对观赏人民群众欢呼的热情远比观赏分列式更高。中苏蜜月终结，中国军队便从其最接近现代化的巅峰迅速跌落。当时从苏联学来的军衔制等正规化建设标识被全部取消，中国军队成了全世界站出来仪容最寒碜的军队，以往模仿苏联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在1959年后被取消。

解放军的分列式大规模操练，是1981年9月13日邓小平当选军委主席，18日在华北大阅兵后才重新恢复。对现代化、正规化的渴求，首先体现在对军容、军威的再度强调。

1984年阅兵是个重要的分水岭

1984年国庆阅兵时，受阅部队提前穿上了85式军装。这次阅兵是个重要的分水岭。它在周期上与领导人换届的戏剧性关系，使之对内的政治象征意味更大于对外的军威展示。

程序上，1984年后的阅兵与1959年前的阅兵有根本区别。1959年前是苏联风格，阅兵首长是最高军事首长（总司令或国防部长），阅兵首长的口号依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某某周年，受阅部队一律以“万岁”回应。1984年国庆阅兵，阅兵首长改为军委主席，互相的问候语照搬了1981年华北阅兵的“同志们好”“首长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后成为惯例。

1984年阅兵时，解放军分列式的规模和整齐度让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前，全世界分列式走得最整齐威风的国家都集中在苏联阵营。1990年后，苏东剧变，东欧国家纷纷取消了大规模阅兵，甚至1991年-1994年莫斯科红场也不再有阅兵，全世界在分列式上能与中国比肩的，只剩下东边的朝鲜。

朝鲜的分列式虽然与中国一样，都是极端严酷训练下的产物，但在美感上，身材矮小的朝鲜人原封不动采用苏联标准，虽然咄咄逼人，但由于不易保持身体平稳，朝鲜人走起来更像“弹簧步”。

1991年5月1日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成立，每日操练升降旗仪式。由于其表演规模大，且自成特色，全世界观赏仪仗兵走操的舞台，便从莫斯科红场转移到了天安门。

当然，现场看踢正步，不能漏掉印巴边境瓦格赫口岸的一个特殊景点。每天日落时分，印巴两方同时举行降旗仪式，双方都会派出最威猛且身体柔韧性好的士兵踢正步。他们踢腿的高度甚至超过了朝鲜文艺女兵，能膝盖贴下巴、脚尖过头顶。由于这是国威军威的直接对抗，担当此任的士兵多会因此膝盖受损。目前看，似乎印度人展现出了更好的踢腿技术，毕竟那里是瑜伽的发源地。

但更能吸引眼球的，还是国庆大阅兵。虽然1984年后参与阅兵人数较1959年的1.1万人稍有减少，观赏性却不断提升。自1949年以来，徒步方队的规模一直在不断扩大，到了1984年才稳定下来。

每次阅兵后的内部打分，使得训练标准不断严苛。而多次获得好评的海军方队，其教练正是曾接受过英国皇家海军训练、后随“重庆号”起义的孙国桢。把军帽反过来顶在头上、把方队切成三角形或四边形等队形训练是他的发明，大连海军舰艇学院的超大方队也是他的发明。

分列式方队越大越难做到整齐划一，而增加宽度的难度又大于增加排面数。以其规模而言，解放军方队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难度最大的。

不过，规模最大的方队纪录是日本人创造的。1906年4月30日，为庆祝日俄战争胜利，日本在东京青山练兵场举办观兵式，受阅人数高达3万余人，创下世界纪录，其方队也是横排超过30人的超大方队。但从有限的影像资料看，日军的方队只勉强做到了不走散。

1995年开始，俄罗斯恢复了一年一度的红场阅兵传统，其分列式的水准比起苏联时代却无任何逊色之处。

但与中国相比，俄罗斯分列式的整齐度还有明显差距，再加上方队规模，俄军已被解放军拉开一个档次–只有步姿的难度系数要高于解放军。另外考虑到阅兵的巨额花费（2005年阅兵花费2.14亿美元），俄罗斯阅兵规模不会超过8000人。

不过，中国十年一次的国庆阅兵也并非无可挑剔。由于天安门广场的超大尺度，它实际上只是个非常好的人肉LED屏幕。天安门城楼上的检阅者距离分列式的最近距离约在105米，最多只能从服装上分辨出性别–除了电视前看延迟30秒直播的观众，实际上没有人能看清受检部队。

与中国相似的是朝鲜，虽然受阅者与检阅者的距离远比中国更近，但超过50米的距离，朝鲜的领导们看到的依然只是一个个颜色相同的方块。在这么远的距离，再大的规模，都不会有军队行进时的压迫感。

莫斯科红场观礼台前排距检阅部队的距离约为26米，这是一个检阅者和被检阅者刚好能互相看得清楚的距离。而且观礼台的高度，正好可让斜昂着头的受阅士兵与检阅者互相有目光交流。从军威展现来说，这个距离刚好能感受到俄国人正步时那种种咄咄逼人的压迫感。也许正是这个考虑，越南巴亭广场观礼台的尺寸几乎与莫斯科红场完全一样。

以现代标准看，《意志的胜利》中希特勒在纽伦堡的阅兵非常简陋。限于街道宽度，每行只有12人，而在穿过街道的门洞或街道转弯时，队列还要收缩一下。但希特勒直接站在路边的奔驰车上，只比行进队伍高半人，处于一个可与被检阅者互动的距离。路边和自家窗户上的围观群众，也比天安门城楼的位置更近。这或许是它在几十年后的电影中依然有凛凛压迫感的原因。

今天，除了朝鲜外，世界各国对阅兵的热情都在下降，这对阅兵爱好者来说不是个好消息。而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朝鲜在领导人的重大纪念日必有阅兵。

 

转载自 http://www.kongjun.com/lishi/yanjiu/20150831/60648.html

中国经济专题 第四讲 赶超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
北京大学 林毅夫教授授课

毛主席在革命战争的时候特别实事求是，不照搬书本，不照抄俄国经验，俄国经验是城市暴动，我国最开始也是这样，但是很快被镇压下去，没有效果。后来是从农村包围城市，体现出毛主席深入中国实际，实事求是。

但是建国之后开始现代化建设，照搬苏联经验，为什么建国前没有照搬，建国后要照搬呢？
这一点上，如果说毛主席没经验，但是毛在闹革命的时候也没有经验啊，没有打过游击战没有发动过农民运动。
但是建国前没有照搬苏联经验是实事求是，建国后照搬也是实事求是。

目标一样，条件不一样，不能照搬：目标是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条件不一样，俄国工人在俄国的城市，俄国没有租界，中国的工人在租界，工人暴动的话，在俄国派部队镇压，在中国镇压是外国的军队，镇压的政权会被失人心，在俄国镇压矛盾针对沙皇俄国政权，在中国矛盾指向了外国资本主义，国民党政权反倒是渔翁得利。

中国农村也有剥削，在农村里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当时政府派军队警察镇压，国民党派军队镇压，一般人同情农民，讨厌国民党政权，同时在农村国民党统治比较弱，很容易做大。

现代化目标一样，条件不一样，方法手段也不一样，知识分子的思维不能懒惰。

照搬苏联经验其实是实事求是

采纳计划经济体制的动机：
重工业和强国梦：国防工业，资本技术丰富，先进的代表
苏联在stl领导下开始计划经济 建立工业体系

1949–1952年，休养生息
1953年，开始五年计划，当时情形和1929年俄国一样，相比美国正在大萧条当中

重工业的特征和发展中国家的特征
重工业：建设周期长；关键的机器需要进口；巨大的一次性投资
建设周期长：需要5-10年建完才能开始生产
关键机器需要进口：当时中国是贫穷落后农业国，自己不能生产，需要进口
巨大的一次性投入：几十亿上百亿，
相比轻工业，投资少，工具可以自己生产，周期短，见效快
当时是中国情形：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农民的将大部分农产品自己消费了，留下一部分作为种子，能拿到市场上出售的很少，农业剩余很少，能出口的少，外汇少
农村的生产活动主要是在农村，80%的人口在农村是农民，很分散，每个人剩余都很少，那农民剩余放在哪里？放银行里很安全，还可以生利息，但是因为每个人剩余很少，银行很远，县里才有银行，很少的钱走很远的路，交易费用太高。一般就放在枕头下了哈哈。
当时农村也有民间借贷，成本就是利息。农村月利2.5%，年利30%，这都不算是高利贷，在当时。
当时真正被打击的高利贷收拾10%的月利息，年利就是120%
思想实验：建设周期，10年建成，期初按年利30%借1块钱，10年后要还16块钱，没有这种项目。
为了建立这些重工业项目，需要人为的把资金的价格压低。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这样，印度拉美也是。
如果将年利降到5%，现在借1块，10年之后还1.6
外汇也有价格，价格就是汇率，外汇少，外汇就非常贵，进口机器设备非常贵，需要人为扭曲汇率价格，让外汇价格压低，本币升值。
剩余分散，怎么样动员，怎样筹集这么多资金？理论上是抽税，但是实际上交易费用太高，收税也需要人去执行，抽税不得民心。

替代的办法：可以让建成的项目赚钱，用赚的钱投入到下一个项目或者用来还借来的钱。建成的项目的产品要想赚很多钱，就是说有很多剩余，两种方法，一种是卖的价格很高，需要垄断，另一种是投入的要素价格很低，成本很低，资金利率，外汇汇率也是投入的价格，其他的比如农产品的价格压低，原材料比如棉花，劳动力比如工人工资都可以压低，剩下的钱就可以还债和投入到下一个项目。

这些矛盾需要靠各种几个信号的扭曲来实现。
压低利率，高估汇率，压低原材料和中间品价格，压低工资水平，
压低工资水平之后，工人也需要生活啊，所以还需要压低生活必需品价格，虽然工人工资水平低，但是还能生活还能养下一代
压低生活必需品价格。

这些政策会出现什么问题？
人为把价格压低，各种供不应求：比如资金便宜，重工业想要用钱，轻工业也需要钱，怎么分配呢？有限的资金怎么能保证用在政府想要的重工业上？
人为的把汇率压低，进口机器设备便宜了，但是进口其他产品也都便宜了哈，怎么保证这些宝贵的外汇用在进口机器设备而不是生活用品奢侈品上呢？
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价格压低了，农民跑到城里来生活，价格也低了，价格低了，大家用的都浪费了。

所以必须有计划，必须用行政手段根据计划配置这些有限的资源。否则这些扭曲的目标就没法实现。

为了发展和自己所处阶段不同的产业的时候，就必须扭曲各种价格信号。

公司治理：
如果公司是私有的，剩余是私人的，资本家追求的是利润的不断扩大，不会保证按照国家的战略目标来投资，即使国家保证有利润，但是要十年之后，国家需要重工业，一般人的生活是轻工业，轻工业产品短缺，供给少，价格高，轻工业在市场上就非常赚钱。为了保证这些剩余能按照国家的战略来投资，需要国有化。按照刚建国的时候，驱赶走了外国资本和大地主大资本家，民族资本本应该大发展了，但是很快就来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所以很快就国有化了。
不仅是国有化，如果厂长经理有自主权，厂长经理可以把剩余完全交给国家，也可以给工人发福利，国家也不能真正监督厂长经理的经营。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所有的，但是周总理和八个机械部也不会直接管理，但是上司都不知道应该剩余多少钱，厂长有很多机会将剩余变成消费。有的企业是必然亏损的，比如矿产资源，上司也不知道到底亏损多多少，所以不知道应该补贴多少。为了让这些剩余不被侵蚀，所以厂长经理不能有自主权。
人财物产供销，全都由计划规定。
这个逻辑是一环扣一环的，俄国也是这样，目标一样，条件一样，方法手段也一样。
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不仅影响城市，也影响农业的制度安排
1. 农产品的统购统销 2. 合作化 3. 地区粮食自给自足 4. 户籍制度

为什么统购统销？1953年之前是没有统购统销的，还是靠市场，陈云作为财政部长推行统购统销。工人的低工资，城市里最主要的生活必需品是粮食，但是国家怎么保证城里买到的粮食价格是低的？国家可以到农村高价收购，到城市里低价销售，用财政补贴。但是本来这些财政积累的，这些剩余又被粮食吃掉了，不如直接在城市里发高工资就好了。这样就需要在农村里低价买粮食，在城市里低价销售，在1953年还有私人粮商是高价，国家的粮仓价格低，农民都是卖给私人粮商，国有粮仓买不到粮食。统购的开始是国家让国有粮仓先买，买够了之后私人粮商再来买。棉花也是这样，工业很重要的投入品，按照市场原则也是不行，也是来统购，粮食和棉花的统购。
但是如果只是统购这两项，农民就不种粮食和棉花了，去种其他没有统购的产品了，这样粮食棉花就减产了，国家还要保证农民有必要的食物和种子，于是统购就完成不了。之后就是所有东西都统购，包括芝麻花生各种农产品，因为只要有东西不统购，农民就会去种那些不统购的。
为什么要统销呢？价格压低了，需求就会增加，但是要保证每个人都要有，于是开始搞统销，每个人不仅付钱，也有有票，粮票肉票棉票油票，各种票几十种票。
但是有一种东西是统不起来，农民睡觉休息的时间，那么农民就多睡觉多休息一些，产量就下降，可是城市里在城市化工业化，工人在增加，粮食需求在增加，这样就想到了一个“既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的方法，非常符合经济学原理，规模经济，中国人口密度很高，所以经常是两熟三熟，这里边就要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这些，如果拖得时间太长就过了农时，整个半年一年的劳动都白费了。农民在抢种抢收的时候最有时间观念。还有耕畜也有规模经济，社会保险的规模经济，一个人生病了，其他人多做一些，别人生病了，我再多做一些。
规模经济，合作化运动。

地区粮食自给自足：市长抓菜篮子，省长抓米袋子
但是中国很大，地区条件不一样，比如苏湖熟天下足，东南产粮食，华北产棉花，西北产药材
粮食价格认为压低，粮食主产区交给国家的粮食就越多，相当于交的税就越多，缺粮的地方，我这人口增加，希望国家调拨的粮食越多，被补贴的越多，所以缺粮省本来应该种棉花，但是缺粮食，所以就种粮食不种棉花，这样地方经济发展，收入增加。余粮省本来应该种粮食，但是他也愿意种棉花，这样地方收入增加。1953年根据历史调拨数额来的，人口增加之后就不再统计了，所以地区自给自足。

户籍制度：城市里各种必需品价格人为压低，政府还要保证这些人到城里来必须生存，如果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到城里来，这样农民就会到城市中享受低价的生活必须品，这样城里生活必需品需求增加，农村人口减少，供给减少。
工资被压低，医疗教育等等福利的，不要被农民享受，就形成了户籍制度。

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那些不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产业，就形成了这些扭曲的制度。这些扭曲是内生的。
合作化运动和传统体制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程
1953年开始推动合作化运动，最先开始是互助组，宣传说法：“不推行合作化，农村还会两极分化”，总有天灾人祸，比如有人生病了，没有钱治病只能卖地了。现在合作化了，大家互相帮助，你先去养病，我们帮你做（比如《小二黑结婚》）
规模经济，耕畜，牛马驴，大家共享共用，互助组，3-5户一组，地是各家各户，产出也是各家各户，农忙时互相帮助，产量增加，农民也接受，历史上也有这个传统
1954年开始扩大规模，初级社，20-30户，大约一个自然村，地归社里管理，田埂就不需要了，面积扩大了，大家一起劳动，推行工分制，工分分两部分，一个是生产资料，比如耕牛工具等，一个是劳动量，效果很好，产量在增加
1956-57年，高级社，150-200户，南方好几个自然村，北方一个自然村联合在一起。劳动投入算工分，土地工具不算工分，有的地方就开始把耕牛杀掉吃了，但是极少，因为大家还都很自觉，因为打土豪分田地之后，大家土地基本相等，大家的工分基本相当，农民也基本接受，田埂更少，规模经济越大，相互保险的能力也越强，高级社效果也不错，产量也在提高。
人民公社，5K户，60K亩地，10K劳动力，相当于农村的一个乡，这样可以动员全乡之力可以修水利，也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按需分配，做饭也有规模经济，大家不分开做饭，在食堂里吃省了做饭的时间，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1959年开始出现农业危机，1960、1961年农业危机，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300万少出生的，总共3300万人口，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
7000人大会之后检讨之后恢复到生产队制度，20-30户，高级社的分配制度，土地归公社所有 从1962-1979年
1979年大家都知道了，土地归集体，生产经营归各家

公社化之前，农业发展主要依赖传统技术和规模经济
1961年以后开始推行农业科研、良种和化肥 农业机械化
良种我们比国际上早2年，1978年杂交水平，袁隆平，比国际早很多

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传统原因：
政府的解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最开始是自然灾害，后来邓设计师说三七分
这么大农场没有管理经验：干部很多是解放军或者城里人，没有种地经验，瞎指挥，比如说深耕密植，管理不当，最开始吃食堂，1958年吃食堂，大家敞开了吃，秋收之后大量吃，春天的时候就没有了，农村的时候就算秋天没有大量吃也会有春荒，在春播夏收就没有吃的了，平时省吃俭用的时候都不能保证每次都吃很多，到春天的时候粮食就没有了。国外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些天灾和不当的管理之外，公社的规模太大，按需分配，1959年不吃食堂也是按需分配，和劳动投入无关，会引起激励机制的问题，在按需分配的合作社，我如果努力一点，农业会减产，我会增加1/10K,约定于0，但是努力全是自己的，反过来偷懒磨洋工，会减产，惩罚也是万分之一，省力省的都是自己的，这样鼓励大家不努力，没有积极性，产量突然下降。
以上三种理论上都有可能，但是从经验数据上看呢？
作为北大的知识分子，独立的思考，自由的精神，辩证思维，不能人云亦云。我们想想看，如果在中国这么大饿地方同时遭受天灾，也不是不可能，恐龙为什么同时灭亡呢？小行星撞地球，雾霾挡住太阳光，植物死掉了，食草恐龙死了，肉食恐龙也就死了。一般每年都有水灾旱灾，一般一个地方水灾，旁边的地方因为水多了会增收，第二年的产量也会增加，因为地下水多了。中国这么大地方，三年这么长时间，天灾不容易，理论上有可能。
管理不善，吃食堂只吃了1958年一年，干部没经验，但是农民也都种过低，第一年减产，第二年应该就有经验了就改正了。
积极性，1962年之后推行工分制，和高级社一样，规模只有初级社的规模，之前中国农民都有这种管理初级社高级社的经验，但是1962年农业还没有恢复，直到1982年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
农业生产率的变化，从1952–1958年，农村全要素生产率是不断提高的
1959年下降15%，1960年下降了15%，连续两年下降30%，1961年维持1969年的水平，1962年恢复到了生产队的制度，高级社的分配制度，也没有天灾管理问题和激励问题，1961年之前主要靠规模经济，1961年之后主要靠农业科技和机械化，但是农业生产率一直没有恢复，比1952年还要低15%，一直到改开1984年才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之后就快速发展，但是1984年已经有了很多良种和机械，说明1984年的生产率还不如1952年的生产率。
这三个原因不是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

博弈论简介：囚徒困境
重复博弈、多次博弈

合作化运动有规模经济，有好处，合作社有规模经济，各家各户合起来抢收抢种、耕畜、生病休息互相保险，这些都是规模经济
但是农业生产很难监督，工分制，衡量每个人的劳动投入不同于工厂里，工厂里可以从数量质量来
生物过程、周期长、变量多、随机性大、与劳动投入相关性不强，努力干和偷懒的干，辛苦劳动差很多的，可能就有人不好好干，如果偷懒不得到惩罚，更多的人会偷懒
合作农场成功的前提：每个人都必须要像在自己的农场里一样的努力的工作，这样才会有规模经济，如果不好好干产出会减少，所以必须对不努力的人做出惩罚。
一个关键的机制：好好干的人惩罚不好好干的人
合作社，进社自愿，退社自由，这种选择权很重要，有的人有歪脑筋，就不工作也没办法惩罚，虽然是工分制，但是都是大概工，有的人不好好干，那么好好干的人可以退社，不努力的人不能享受规模经济就是惩罚。但是政治领导人会把退社的人作为上纲上线，会认为退社是因为反对合作社，不积极，反对派，反革命，对退社给予很严重的惩罚，其实就是剥夺了退社自由。这样，好好干的人不能退社，不好好干的人就不能得到惩罚，这样博弈就变了，从纳什均衡到斯达博客均衡，不好好干的人先出手，好好干的人也跟着不好好干，所有的人都不好好干了。当公社变成一个强制性的没有退社自由的时候，它就变得比各家各户自己单独干还要差，公社是这样，退社自由的权利在后来生产队也是这样，一直到1978年联产承保责任制各家分地了才好转了。

这个假说怎么验证？
没有退社自由的时候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各家各户的劳动生产率
但是有例外，因为到1962年之后开始推行了机械化和农业科技化
但是到1984年才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
其他的假说都可以证伪，林老师的这个假说不能证伪暂时的

一个好的运动如果要看它成功的前提，如果前提条件不同，相同形式也会失败。这里的关键是激励机制。

一五计划，积累率24.2%，起飞率至少12%
二五计划，积累率30.8%
63–65年，积累率22.7%
三五计划，26.3%
四五计划，33%
从积累率来看，计划经济还是有效的

从投资来看 各项产业投资占比
农业 轻工业 重工业 其他
一五计划 7.1% 6.4% 36.2% 50.3% 其他中的很多也是和重工业相关的
二五计划 11.3 6.4 54.0 28.3
63-65 17.6 3.9 45.9 32.6
三五计划 17.6 4.4 51.1 33.8
四五计划 9.8 5.8 49.6 34.8

产出：工业产出所占比重越来越重，农业和服务业越来越少，服务业萎缩严重，1952年 北京100万人口，小饭店10K家，改革开放1978年北京人口10M，饭店只有1K家

工业比重很高，比发达国家还高
很骄傲的：两弹一星
很落后：就业 1952年80% 农业，1978年 73.3%农业
因为重工业创造的产值非常少，从就业来看我们还是落后的农业社会
从产值上来看，可能我们重工业很先进
生产效率不好，一个指标，流动资金的比重，流动资金是做库存用的，库存越高，效率越低，发达国家零库存，我们刚改革开放的时候1981年中国制造业流动资金 30%
对比 英国1970年12.6%
苏联也是计划经济，印度也是计划经济，可以看出来重工业优先发展，流动资金占比高，效率低，导致生活水平提高很慢，经济发展GDP总量假设1952年是100，1978年是453，消费全国增长77%，城市增加112%，农村增长57%，其中的增长很多还是因为人口自然增长、女性进入职场，所以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工资的提高，而是劳动力的增加
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人均GDP 1952年我们100+美元，美国9K多美元 1978年我们人均GDP还是100+美元 美国都已经好几万刀了

原来革命先烈们想要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是没有达到的。

 

視頻 孩子問：誰還未覺醒

試問誰還未發聲

都捨我其誰衛我城

天生有權還有心可作主

誰要認命噤聲

試問誰能未覺醒

聽真那自由在奏鳴

激起再難違背的那份良知和應

為何美夢仍是個夢

還想等恩賜泡影

為這黑與白這非與是

真與偽來做證

為這世代有未來

要及時擦亮眼睛

無人有權沉默

看著萬家燈火變了色

問我心再用我手

去為選我命途力拼

人既是人

有責任有自由決定遠景

这句话是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全句是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中文翻译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我一直有一个疑惑：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这里为什么不是equally？Created和Equal是什么语法？在这里该如何理解？

 

有同学认为这里应该是省略，补充完整应该是All men are created (to be) equal. 但是如果这样理解的话，to be表示还没有达到的状态，所以人不平等，将来在某个时刻才能达到平等，我想这肯定不是美国国父们想要表达的。把to be变成being也是同样的道理，还有一个时态的问题，而且created后边也不能加现在进行时。

 

这句话在这里应该理解为equal是修饰men的，created是过去分词做状语，修饰equal，所以是All men are equal, 怎么equal? 是created（地）equal.

 

这里有同学可能不理解什么是created equal，我们可以先看下一句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这一句马上就出现了Creator（造物主）这个词，我们知道最初到美洲大陆的是一群在英国受到迫害的清教徒，所以他们都是信仰上帝的，在美元上也写着In God, We Trust. 所以这块created equal应该理解为“被上帝创造而平等”，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是照着上帝自己的样子造的人。“人人生而平等”这可以是我国在翻译的时候出现的重大失误，可能是因为我国是无神论占据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所以刻意抹去了里边的宗教色彩。翻译的原则是“信、达、雅”，“信”是第一位的，翻译时不能曲解作者的原意。

 

而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作为一个无神论的宣言讲的才是“人人生而平等” Men are born and remain free and equal in rights.

在权利上，人人生而并且始终保持自由平等。

 

 

 

 

大概在两周前在UB中国校友会的微信公众号（ID: UBAAChina）看到这次活动，其实我是有点犹豫的，一是可能时间冲突，二是公众号里说是带着Children with mental handicaps去hiking，这个活动肯定是有意义的，但是怕搞不好会出什么意外。虽然知道是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但是我没去过，不知道是不是真有山让我们hiking，虽然今天去了之后才知道不是真正的hiking. 还有这群孩子，说实话我之前真的没有接触过这类儿童，我 有限的对这方面疾病的了解仅仅限于我家有个这方面疾病的亲戚，但是没发病的时候是与常人无异的，还有见过几个癫痫患者，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还有在网上看的有关抑郁症、自闭症、唐氏综合征和艾尔兹海默症的纪录片和Vlog，但是了解也非常有限，怕万一哪句话哪个动作扎到他们的心了爬到半山腰疾病突发了，尤其我报名之后在群里还说要买保险的事，虽然我知道是UB活动组织严谨，但是还是有点小担心。

 

6月1日早上8点，在奥森集合。先是由融爱融乐的老师给我们进行简单的科普和培训，对这些孩子的状况有个初步的了解和应该注意的事项，嘱咐完之后就把那些孩子带出来和我们见面了。虽然刚才融爱融乐的老师打过预防针，但是看到他们那一刻还是挺惊讶的。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每个人具体都是什么mental handicap，但是确实一样就能看出他们确实和常人不同。开始做了一些热身活动，然后我们就开始出发去hiking了。刚开始出发的时候我基本是走在了最前边，和另一个师姐一起带一个孩子，虽然说是孩子，但是已经20+岁工作3年了，在一个西餐厅做卫生。我和师姐在吐槽工作辛苦生活不易的时候，他说他的工作很有意思很喜欢工作， 我真是很羡慕这种能从工作中找到乐趣的人，不管是什么人什么工作，可能就是让我们这些正常人想法太多所以才痛苦，而这孩子因为简单所以才是最幸福的。还有我们发现这些孩子也都是各有特点各有特长，有的孩子体力特别好跑步特别快，后来听老师讲有好几个孩子是参加过半马和全马的，问了一下成绩比我的最好成绩都要好，还有一个女生是喜欢英语，坐下来休息的时候一直在手机上看英语，还有一个女孩对音乐特别有天赋，钢琴弹得特别好，只要听到一首歌马上就可以弹出来。上帝是公平的，给他们关上了一扇门又打开了一扇窗。

虽然老师说是让这些孩子跟我们学习社会上的正常人的社交模式，但是我们从他们身上也了解到学习到很多。这些孩子如果能到适合他们的教育，也是可以在社会上自食其力的，我们要对他们有更多的耐心和包容，甚至他们也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霍金或者舟舟呢。

我再吹一波融爱融乐这个公益组织吧，就是我们今天对接的公益组织。她们是由一群由心智障碍孩子的家长组建的一个公益组织，主要是为了帮助这些心智张海的孩子学习并融入社会。她们因为都是这些孩子的家长，所以对这些孩子和孩子家庭的遭遇是感同身受，同时她们还从美国引进一些课程帮助这些孩子成长，所以也是非常的专业，当然效果也非常好，已经有60多个孩子走上了工作岗位了，非常了不起。希望国内的公益组织也是多向专业化发展，希望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又有爱又有能力的公益组织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也希望以后我们校友能多组织参加这些公益活动。

首先要声明的是计划生育不等于一孩化，在1973年之前的计划生育是自愿的，在1973–1979年是可以生2-3个的，从1980年开始推行的一孩化。

在找计划生育的论文是的时候在Science上看到这样一篇小文章：
China’s one-child policy may appear to be a case of ideology trumping science. But the policy was based on the projections of a 1970s missile scientist and adopted in an atmosphere of renewed faith in empiricism and openness to the West. A key figure in the policy’s adoption was Song Jian, a Soviet-trained military scientist and specialist in cybernetics, or the control of machine systems, who moved into the unlikely field of population analysis in part because other Chinese scientists had been persecut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译文：中国的一孩化政策似乎是一个意识形态编造的科学的例子。但是这个政策基于七十年代一个火箭科学家对于人口的预测并且在一个向西方开放和学习的环境下被采用。这个政策被采纳的关键人物是宋健，一个在苏联接受训练的军事科学家和控制论方面的专家。他不恰当的把控制论应用到了人口学分析当中，（这种分析能被采纳）也是因为当时其他中国科学家在文XXX被打倒了。

我以为这是一个摘要，想具体了解一下宋健是怎么用控制论分析人口的，结果就这一小段就是正文了，第一次在顶级期刊上看到这么一小段这么八卦的文字，真是绝了。

既然胃口已经被吊起来了，那咱就自己找找资料吧。

1978年中国火箭专家宋健院士在赫尔辛基出息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大会期间与荷兰教授奥尔斯德谈论控制理论时第一次接触到西方智库出版的《增长的极限》，概述预测人类文明在人口扩张和资源萎缩的情况下面临崩溃的危险。宋健院士对其中的数学模型很感兴趣，他看到了可以用推算导弹弹道的模型推算人口增长。

宋健院士提出的“人口控制论”正确的断句是“人口/控制论“，是用控制论来分析社会科学，这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控制论在数学上是完美的，但是社会科学是复杂的动态的，无法用数学模型完美刻画出来。比如，一个家庭抚养第一个孩子的成本是x，第二个孩子的成本直接就是2x？这样过于简化的数学运算很明显是非常荒唐的。

在宋健院士的人口控制论中，他核心的目标是找到中国最优人口数量，最优的目标是瞄准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考虑了土地、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基础上预测中国最优人口数量是7亿。

首先这个模型没有考虑人口结构和老龄化的问题，毕竟他不是学社科的，没有背景知识还蜜汁自信。可能他也考虑到了，我看到在一篇报告中说中国到2027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为20.6%，所以老龄化问题不严重。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老龄化的标准是65岁以上人口占7%？但是为什么只算到2027年了呢，以后为啥就不算了呢？因为2027年正好是1962年出生的人65岁，1962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出身的人口本来就少只有1500万，1963年国民经济恢复过来之后人们又进行了补偿性生育，一下出生了2700万，之后几年到1970年每年也都生2500万人，所以他不敢算不敢报了。

其次，他预测人口数量的时候简单的使用了从建国后30年高出生率的数据预测人口数量，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是中国到2050年人口将达到40亿，给当时的领导们吓得不轻。当时这些领导们对人口问题认识也不深刻，就知道人口多就是负担多，只把人当成消费者了，其实人也是生产者。

还有很致命的问题是数据。当时中国已经有15年没有人口普查了，数据还是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这些数据做一些简单的决策可以稍微处理一下估算一下，但是制定”基本国策”这种数据还是太粗糙了。

还有他利用当时人们对他在火箭领域取得的成就的迷信、对数学的恐惧、对计算机的盲目崇拜，外加当时其他人口学家在文XXX命中被打倒，使他最终得到了决策层的认同并强力推行一孩化政策。

在这之前，曾经有个搞控制论的忽悠了领导说小麦可以“亩产万斤”，后来又是这位也忽悠了领导说人体存在特异功能，鼓吹修炼气功。

对权威在其非专业领域的发言和判断同样保持警惕不能轻信。

长者《为〈长白山诗词选〉所作七绝二首》并序：
一九九一年一月，第三次到吉林，旧地重游，倍感亲切。恰逢雾凇奇景，满城冰挂，欣然秉笔，写下”寒江雪柳，玉树琼花，吉林树挂，名不虚传。”一九九八年三月，”两会”期间，吉林同志索句京华，忆及旧景，思于今事，吟成七绝二首。

一
寒江雪柳日新晴，
玉树琼花满目春。
历尽天华成此景，
人间万事出艰辛。

二
又是神州草木春，
同商国计聚京城。
满堂共话中兴事，
万语千言赤子情。
长者签名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九日

2001年2月，长者在“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上向“论坛”赠诗一首。全诗如下：

万泉气象新，
水阔晚风纯。
四海群贤聚，
博鳌更喜人。

时隔一个多月，也就是2001年4月13日下午在古巴进行国事访问的长者会见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时，向他赠送了亲笔书写的七绝一首。全诗如下：

朝辞华夏彩云间，
万里南美十日还。
隔岸风声狂带雨，
青松傲骨定如山。
辛巳春日重访古巴次韵唐朝诗人李白早发白帝城书赠卡斯特罗同志

又过了一个多月，也就是同年5月17日至24日，长者在安微考察工作期间登上黄山，欣然赋诗一首。全诗如下：

登黄山偶感
黄山乃天下奇山，余心向往之久，终未能如愿。辛巳四月廿五，始得成行。先登后山，再攀前峰，一览妙绝风光。见杜鹃红艳，溪水清澈，奇松异石，和风丽日，山峦起伏，峭壁峥嵘，云变雾幻，豁然开朗，此黄山之大观也。江山如画，令人心旷神怡，更感祖国河山之秀美，特书七绝登黄山偶感一首以记之。

遥望天都倚客松，
莲花始信两飞峰。
且持梦笔书奇景，
日破云波万里红。

2008年4月24日至5月7日，长者在福建省考察。期间，他登上武夷山天游峰，欣然赋诗一首《五律·戊子暮春武夷感怀》。同时，为厦门五缘大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武夷山题词。

五律·戊子暮春武夷感怀

九曲落瑶池，天游著武夷。
流光凝玉女，翠色染笙诗。
万崮云追动，群舟风逐移。
渔歌听唱远，坐爱晚山枝。

注释：
笙诗 朱熹称《诗·小雅》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6篇为“笙诗”。这6篇只有篇名，而无文辞。言其为“盖一时之诗，而皆为燕飨宾客上下通用之乐。”这里借指朱熹。

满江红·江上青百年诞辰祭

长者2011年清明为纪念养父诞辰100周年而作，是长者公开发表的唯一一首词。
自古英雄，凭苍宇、江山点索。酬壮志、铁窗寒彻，泮池磅礴。史岭红梅花沥血，芦沟晓月天飞鹤。擎玉虹，魑魅冷相看，惊魂魄。
歌颍上，旗旆烁。驱稔寇，飙尘恶。诉声声杜宇，孛星凋落。春水绿杨风曼暖，秋山红叶日彰灼。清明日、持酒告先灵，神州跃。
七律·园竹

小园静静碧湖边， 阅尽沧桑数百年。
夏响青篁①冬悦雪， 昼巡红镜夜观天。
民生最念狂风后， 世事常思细雨前。
把卷南窗桑梓②月， 鞠躬尽瘁为苍黔③。

注释：
①青篁：青色竹子；②桑梓：指家乡、故乡；③苍黔：百姓。

《绿竹神气》首发式2012年12月2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长者亦为该书作序。《绿竹神气》一书收录了中国100首咏竹诗词，上至上古先秦，下到近现代。其中就有长者的这一首《七律·园竹》。

昨天刘强东被仙人跳的视频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不管中文网络还是英文网络都是铺天盖地，想不看都不行，网上也是引起了海量的关注和争论，我发现我之前思考问题的角度更多是站在了女生的角度，对刘强东来说并不公平，现在再从刘强东角度考虑一下他的处境、心理和对策。

首先，既然是从刘强东的角度考虑，我们就要承认女生的起诉书并不是判决书，其中的事实部分并不是全部真实的。其中有一个细节，我也是考虑了很久，就是刘强东和女生在车里的时候，刘强东对女生上下其手，刘强东的女助理把后视镜翻过去了，防止司机看到。我敢肯定这司机是美国人，因为刘强东只租了一个星期的车，从国内带司机不熟悉路况和交通规则，用租车公司的司机比较稳妥。还有一点，从女生的起诉书里陈述的来推断，刘强东的助手经常看到刘强东这样干了，所以还帮老板打掩护，如果刘强东的司机是从国内带过去的，肯定也是早已习惯刘强东的这个癖好的，所以没必要防着司机。既然这个司机是美国人，美国人从小的教育都是非常有正义感的，比如走在路上看到有男性性侵女性都会帮忙报警的，更不要说在自己车里了。就算后视镜翻过去看不到也总能听到吧，要知道这个司机是对他的公司负责，不是对刘强东负责的，在自己的车上发生性侵对自己也是麻烦，所以美国司机肯定会制止的，就算制止不了也会报警的。如果刘强东给司机封口费那就更严重了，这都涉嫌串通做伪证了，司机不仅要丢工作，还要坐牢的。这是女生起诉书里的一个疑点，说明女生在车里是自愿的，不是被强迫的。

第二，虽然我们昨天像侦探一样一帧一帧的看刘强东被仙人跳的实锤视频，从逻辑上情理上法理等各个角度挑剔这个视频的所谓破绽。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证伪一件事是很容易的，想证实一点事从哲学的角度来讲是不科学的。举例来说，我们的原假设是这个视频是真的，备择假设是这个视频不是真的，经过一顿猛如虎的操作，最后得出p-value < 0.05，那么我们拒绝原假设，如果p-value > 0.05/0.1，我们不能拒绝原假设。这里说的是“不能拒绝原假设”，和“接受原假设”是不同的。emmmmm，如果以上论述没有看懂的话，请记住，先不要着急去否定。我们就假定这个视频内容是真的。之前检方决定不起诉刘强东，检方肯定是看过这个视频的，如果我是检方或者陪审团，我看了这个视频的反应肯定不是强奸，按照女生起诉书上所说，女生在车上就被性侵了，下了车进公寓一点反抗逃跑求助都没有，这不符合常理。

第三，按照女生起诉书来讲，这顿饭是刘强东请的，请的这些人也都是有头有脸不差钱的人，为啥要吃刘强东的饭呢，他们真的缺钱吃饭吗？让我们来看看这一桌都是什么人。崔海涛，是他们这个博士项目的老师，Yao Qiyong，是国内一私募大佬，按理说这些人都是刘强东有求于他们的，需要老师照顾拿毕业证，需要资方投资京东，当然不能考虑这么简单，他们都是互相需要互相利用的。但是这些人都是刘强东座上宾，却忙着帮刘强东拉皮条，这不是有点反常吗？我的想法是，刘强东请大家吃饭，求大家给京东注资。因为京东上市这几年一直赔钱，融资现在比较困难了，上市之前各种风投往里砸了不少钱，现在也都没收回来呢。之前资方往京东投资的时候在京东各部门安插了很多职业经理人作为代理对刘强东进行监控，后来刘强东反杀，提拔了一批管培生放到各个职业经理人身边随时向刘强东汇报，这就有点类似于明朝的东厂。后来刘强东利用管培生清洗掉了一些资方的职业经理人，资方现在要开始反扑了。他们知道刘强东好这一口，于是拼命的帮他拉皮条，等刘强东东窗事发正好一举拿下刘强东。这些人酒桌上称兄道弟推杯问盏，但是背地里一个个的心怀鬼胎同床异梦。

第四，这个女生如果真是资方为刘强东准备的性工作者，那刘强东就这样入套了。Liu Jingyao可能临时起意想要狮子大开口讹刘强东一笔。因为如果是蓄谋的话，根本不用报警，在房间里装几个摄像头，放几个录音笔，刘强东不给钱直接发网上去了，这招比警察好使多了。因为女生没有这些证据，所以刘强东非常自信就是嫖娼，不是强奸，所以宁可被警察带走审两天也要坚持自己是清白的。可能女方有摄像头有但走到这一步就不好放出来了，因为现在是告他强奸，如果摄像头里正好显示是你情我愿反倒对女生不利。后来大家也都清楚了，检方审查了所有证据之后决定对刘强东不予起诉。刘强东出轨坐实了，嫖娼未知，但是没有强奸。道德败坏了，但是没有违法犯罪。女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第五，经过几个月的私下谈判，刘强东还是没有和女生达成和解，女方还是没有要到钱。女方开始提起民事诉讼，再一次将这个话题炒热。不管刘强东是否能胜诉，这个事只要一被提起，京东的股价都是大跌，对刘强东的家人都是感情上的重创。而且按照女生的诉求只要五万美元，真是太少了，连律师费都不够的。那这个律师是图什么呢，就算胜诉了，分成分到100%也就是五万刀，忙活一两年等于倒贴钱。还有资方肯定想，你刘强东别炒这事了，再炒股票该跌停了。刘强东赶紧花点钱把这事平了，这事就翻篇了，以后谁也不提，网友的记忆力只有7天，7天之后你又是一条好汉。但是如果这个女生狮子大开口，要了几百万上千万美元，舆论肯定就会说，你看这个女生果然是价格没谈拢，刘强东肯定感觉冤枉啊，官司血战到底，最后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就算赢了女生的律师最多也就拿五万刀。所以女生肯定不会往死里打这个官司的，她可能想在打的时候就私下和解了。但是和解就不止五万刀喽，几十万上百万都有可能的。所以女方律师的策略是以民事诉讼逼刘强东达成私下和解。

最后刘强东有没有和解的可能呢？按照刘强东家人、资本方、和原告来说，都是想达成和解的，赔个几十万上百万比股票下跌损失小多了，总提这个事对家人的伤害这根本就不是用钱能衡量的。但是考虑到刘强东的经历和性格，我们的假设是昨天的视频是真的，女方就是玩仙人跳，这是假设条件，刘强东肯定想老子冤枉啊，本来就是嫖娼，现在被说成是强奸，被仙人跳了还要赔钱，老子玩鸡玩了这么多年反倒被鸡啄了眼，这口恶气咽不下去。还有刘强东是富一代，他知道挣钱不容易，当时他那钱都是一张光盘一张光盘一分钱一分钱挣出来的，当年和前女友那什么京，也是一个盒饭都要分两半吃。再考虑到刘强东和奶茶结婚预支了京东十年的工资，结婚后每年只领一块钱的骚操作，非常肯定刘强东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没准刘强东就一根筋应诉到底了。再后来啊，资方和刘强东撕破脸，刘强东彻底清算资方代理人，资方从内部策反把刘强东搞下去，这些瓜想想就精彩啦。